1949年上海解放那天，陈毅站在刚接管的市政府大楼里，盯着手里的干部名单头都大了。
整座中国最大的城市刚换了天，最关键的公安局长位置，居然还空着。他划掉好几个候选人名字，最后只留下两个字：三哥。
这个三哥就是王范，1927年就入了党，是特科红队出来的老人。说他的过往真能拍爽片，当年法租界行动被围，他抬手一枪打灭两盏路灯，借着黑暗带着全队安全撤走。顾顺章叛变那会儿，上海滩风声鹤唳，他负责护送周恩来等领导转移，十六铺码头被围，直接跳粪船脱身，转天就没事人一样出现在街头。
陈毅心里其实一直打鼓，枪法好不代表能坐得稳办公室，敢拼命也不一定能扛得住糖衣炮弹。上海这地方水有多深，没人比他更清楚。这时候陈赓从南京赶过来，进门就说，老陈，王范我担保，出了事我负责。陈毅看着老战友笃定的样子，当场就点了头。
王范接到调令的时候还在外地执行任务，盯着调令看了半天，嘟囔着居然让老子当警察头子。他连夜赶去上海，出北站的时候，抬头就看见月台上挂着“上海是人民的上海”的标语。他拎着掉皮的旧皮箱，腰里别着驳壳枪，一步步走进了这座刚变天的城市。
上任第一天出门转一圈，王范就发现南京路上乱成了一锅粥。黄牛党公然在街头倒卖银元，刚发行的人民币没人要，老百姓拿着新票子买米，店家说什么都不肯收。王范没忙着开大会下命令，自己换上便衣扎进南京路，一蹲就是三天摸情况。
第三天下午，他盯上了一个戴金丝眼镜的中年男人，这人在人群里晃来晃去，手里的公文包鼓得快撑破。王范跟了他整整一条街，看准机会直接上前，当街就把人按住。公文包掉在地上，滚出来全是金条银元，正是倒买倒卖的大头目。
王范处理这事的方式相当直接，让人把缴获的银元全装进麻袋，直接拉去倒进了黄浦江。围观的人群当场炸了锅，有人忍不住喊，这都是钱啊！王范回头回话，这是旧钱，只有新人民币才能买米，以后大家都用新钱。转天，南京路上的米店全开始收人民币，新货币就这样在上海站稳了脚。
金融秩序稳住，接下来收拾旧社会留下的烂摊子。当时上海登记在册的妓院有537家，妓女一共1.2万人，搁谁看都是个烫手山芋。王范没搞一刀切，排了顺序分批封门，先收书寓再封堂子最后整花烟间，一步步来不冒进。
封门那天王范亲自带队，他站在门口跟里面的姑娘说，不逼你们立刻从良，我们是来给你们找活路的。后来政府办了妇女劳动教养所，教这些姑娘识字学手艺，靠自己双手吃饭。有个苏州来的姑娘，进去的时候叫小翠，出来自己改名叫王解放，这事听着就暖到心坎里。
国民党撤退前，在上海留下了300多个特务组织，这帮人藏在暗处，天天琢磨着搞破坏。1949年8月，杨树浦电厂被炸，半个上海停了电，人心一下子慌了。王范立刻把特科老兄弟召集起来，成立了便衣大队摸线索，没几天就摸到了特务藏身处一家咖啡馆。
王范带人悄悄包围了咖啡馆，黑暗里抬手一枪，直接打爆了室内的灯泡。有人吓得惊呼出声，王范笑着搭话，当年打路灯，现在打特务，对我来说准头都一样。没费多大劲就把藏着的特务全抓了出来，电厂爆炸案很快就告破。这帮特务还抱着旧思维想搞事，哪知道上海早就变了天，游戏规则早就换了。
王范带着便衣大队，就像一张看不见的大网，把上海各个藏污纳垢的暗角落都照得透亮。1950年春节，是上海解放后第一个春节，城里大街小巷都挂起了红灯笼，陈毅请客给大家庆功。王范安安静静坐在末席，有人过来敬酒，他直接推开杯子，说我不欠谁人情。
这话听着硬气，其实说的都是实在话，他干这些不是为了卖谁人情，就是为了这座城里的老百姓。1952年，王范接到调令要离开上海，去甘肃修铁路。他走的时候什么都没多带，就拎着那只旧皮箱，带着那把陪他多年的驳壳枪，枪托上还刻着“上海1949”五个字。
坐火车的时候，列车员查票发现他没买票，要他补票，他掏出工作证，列车员一看立马敬了礼。王范反倒摆摆手，说该补就补，规矩就是规矩，谁都不能破。这么个小插曲，把王范的性子刻得明明白白，他从来不爱摆官架子，干事就好好干，干完就走，不恋权也不炫耀。
王范在上海待了三年，烧了三把火，直接把原来乱糟糟的不夜城，治成了老百姓能睡安稳觉的地方。现在南京路派出所的墙上，还挂着一张发黄的老照片。照片里的人穿旧军装，腰里别着枪，眼神锐利得惊人。照片下面没写名字，只有一行钢笔字：让上海夜里听得见狗叫，看不见人跳墙。
从地下特科的神枪手，到管理大城市的公安局长，王范完成了很漂亮的转型。特科留下来的那股劲儿，到了建设年代也没丢，不是靠枪法镇场，是靠对规矩的坚持，对老百姓的负责。陈赓当初拍胸脯立的军令状，一点都没亏。王范用实际行动证明，特科出来的神枪手，不光能打仗，也能治好好这座大城市。
参考资料：人民日报 首任上海公安局长王范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