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的山东宁津县，刘贵福出生在这里，他家只有一点薄地，父亲靠着给地主打短工糊口，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6岁的时候，父亲为了寻找活路去闯关东，这一去就没了音讯，母亲只好去大户人家做活挣钱养活几个孩子。谁都没想到，就是刘贵福这么一个活下去都难的孩子，日后竟然会成为改写中国军工史的人。
虽然家里生活苦，可母亲还是咬咬牙把他送到了私塾，识了几年字之后，16岁的刘贵福就去北京投奔了当兵的堂伯父，进了西苑陆军13师炮兵团当勤务兵。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刘贵福跟着工匠李金昌进了冯玉祥的修械所，成了最底层的三等学徒。别人下工就歇着，他却抱着枪械零件琢磨到深夜；别人觉得学徒活累，他却把每一次锉削、每一次装配都当成练手艺的机会。
不到一年，他就从三等学徒升到一等，师傅们都夸：“这孩子，天生就是吃这碗饭的。”
可那个年代，军阀混战，兵工厂就像无根的浮萍。刘贵福跟着修械所辗转，从冯玉祥的部队到阎锡山的兵工厂，再到孙殿英的修械所，十几年间，他修过的枪没有一千也有八百，手艺越来越精湛。可这些本事，却没让他心里踏实过。
那些年，他修的枪，不是用来打内战，就是落在军阀手里欺压百姓。1936年，他修复一批从绥远抗战前线运回的武器，打开木箱时，整个人都僵住了：几乎每支枪托上都有暗红色的血迹，有一把枪的准星上还嵌着一小块碎骨。
那天晚上躺在床上，他忍不住想：“我们造的枪，本应为守护山河而鸣响。可这些枪上的血，有多少来自同胞的身体？”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大举进攻华北。8月张家口失守，太原城里一片混乱，刘贵福所在的兵工厂要南迁逃命。火车到了风陵渡，准备装船过黄河时，他看到了一幕终生难忘的场景：所有人都在往南逃，唯独一队八路军背着枪，逆着人流往北去。
“兄弟，怎么参军？”刘贵福悄悄拉住一个八路军战士问道。战士把他带到干部赵国强面前，得知他会修枪造枪，赵国强眼睛一亮，递给他一张写着临汾刘庄八路军办事处地址的纸条：“我们缺的，就是你这样的人。”
攥着那张纸条，刘贵福回到兵工厂，找到几个信得过的工友：“跟我去延安，干八路，打鬼子！”一开始只有几个人答应，可到了出发那天早上，16个人站在了他面前。
有人说：“贵福哥，与其在这受欺负，不如拼一把。”
他们趁着夜色爬上北上的货车，藏在货物堆里，逆着溃败的人流往延安赶。这一路，要躲日军的哨卡，要翻山越岭，干粮吃完了就靠野果充饥，夜里就睡在山洞里。有一次遇到日军巡逻队，他们趴在排水沟里，屏住呼吸躲了好几个小时，直到日军走远才敢出来。
12月，刘贵福一行人终于到了延安。让他们没想到的是，朱德总司令竟然亲自站在寒风里迎接他们。
一个总司令，对着十几个普通工人嘘寒问暖，刘贵福鼻子一酸，这辈子，他第一次被人当成人看。他们被分配到延安东边的柳树店兵工厂，这里的条件十分简陋：几台破旧车床，原材料只有铁路道轨和废钢铁，动力全靠人力摇大轮。
可刘贵福没说一个“难”字，带着工友们一头扎进了车间。不到两个月，他们就修好轻重机枪100多挺。
可难题很快又来了：日军飞机频繁轰炸延安，八路军没有高射武器，只能眼睁睁看着敌机肆虐。刘贵福找到厂长：“给我点时间，我试试改造马克沁。”
没有图纸，他就凭着自己对马克沁机枪的了解，拆了装、撞了拆；没有设备，就用收工敲打零件，把枪架改得更稳，射击角度更灵活。试射那天，改造后的马克沁机枪喷出火舌，子弹精准射向天空，围观的战士们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延安终于有了防空武器。
1938年3月，兵工厂迁到茶坊村，改名陕甘宁边区机器厂，分东厂和西厂，刘贵福任东厂负责人。这时候，毛主席发出了自造步枪的指示，军工局定下“先搞设备，后造步枪”的方针。可手里只有土设备、废钢材，要造步枪，简直是天方夜谭。
刘贵福和工友商量：“咱们就以捷克式卡宾枪为基础，简化零件，能手工做就手工做。”
枪管加工是难题，没有深孔加工设备，他们就在车床上用深孔钻慢慢钻；没有拉来复线机，就用冷挤压法硬生生拉出膛线。最让人叫绝的是刺刀设计，他们做了折叠式三棱刺刀，直接连在枪上，平时贴于枪杆，肉搏时按动键钮一甩，就能自动展开。
1939年4月，刘贵福和工友们就研制出了样枪。5月，陕甘宁边区工业展览会上，这支没来得及起名的枪被标为“无名式马步枪”，凭借优良的性能获得甲等产品奖，刘贵福也被评为“特等劳动英雄”。
毛主席特意来到展览会，拿起这支枪仔细端详，还让神枪手试射，五枪全中十环。主席笑着说：“我们自己也能造枪了，要创造条件多生产，支援前线！”还亲笔为刘贵福题词：“生产战线上的英雄！”
10月，刘贵福带着“无名式马步枪”，率300多人的工人行军营支援太行山，出任黄崖洞兵工厂副所长。这里的条件比延安更艰苦，各厂造的步枪型号不一，零件不能互换，战斗中经常出故障。实现步枪制式化，成了迫在眉睫的任务。
1940年5月，新任军工部部长刘鼎找到了刘贵福，转述了刘伯承将军的要求：“步枪是近战武器，200米内射击准确就行，越轻越灵巧越好。”
刘贵福茅塞顿开，以前他只凭经验设计，现在有了明确的方向。他夜以继日地改进设计，吸收日本“三八式”的精准、国民党“汉阳造”的耐用、延安“无名式”的灵巧，缩短枪身，加长刺刀，设计可调式准星，简化零部件减轻重量。4个多月后，新枪总装完工。
1940年8月1日，建军节那天，射击场上举行实弹测试，新枪连续打了200发子弹，没有任何故障。
彭德怀副司令员接过枪，拉枪栓、比划刺杀动作，连连称赞：“好枪啊好枪！”看到可调式准星，他脱口而出：“天下第一准星！”刘鼎提议：“今天是八一，就叫‘八一式马步枪’吧。”
1940年10月，第一批八一式马步枪送到陈赓的386旅，刚好赶上关家垴战斗。短兵相接时，日军被这种射速快、刺刀灵的新枪打懵了，伤亡惨重。
消息传回黄崖洞，工人们欢呼雀跃，刘贵福却更忙了，他要把图纸和工艺分给各造枪厂，让更多战士用上好枪。
整个抗战期间，八一式马步枪共生产了近9000支，虽然数量不算多，但意义重大，它是人民军队第一支自主设计的制式步枪，改变了没有自制制式武器的历史。而它的折叠式三棱刺刀设计，一直沿用到建国后的53式步骑枪、56式半自动步枪、63式自动步枪等多种枪械上。
在黄崖洞兵工厂的日子里，刘贵福没闲着。彭老总送来一批缴获的掷弹筒，要求仿制，可造出来的掷弹筒打不准，老百姓编了顺口溜：“迫击炮瞎胡闹，打不响，往外倒。”
刘贵福反复试验，发现是撞针短了一点，还偏离中心了几毫米。调整后，50毫米小迫击炮的准确率大幅提升，200米外的靶心百发百中。百团大战中，赵章成用这种小炮，一发炮弹就炸死了日军冈崎大队长。
1942年5月，日军对根据地发动大扫荡，梁沟兵工厂遭到袭击。刘贵福率领“工人自卫队” 向北突围，怀孕5个多月的妻子朱秀春则向相反方向突围。
他把随身物品全部丢弃，只剩一把手枪，在深山密林中迷路多日，才遇到其他突围队伍。而朱秀春被敌人俘虏，押往太原集中营，后来经组织营救才获释。
就算是这样，刘贵福突围后不久，就在离梁沟村不远的垴沟村重建了兵工厂，很快恢复了生产。1943年，军工部授予他“技术能手”称号；1944年，他参加冀鲁豫边区群英大会，受到隆重表彰。
抗战胜利后，刘贵福继续坚守军工战线。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华北兵工局第二工具厂厂长、国营342厂首任厂长、第五机械工业部第七局主任工程师，主持了我国第一代火炮的定型工作，为新中国的兵器工业打下了坚实基础。
1966年，刘贵福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59岁。他的骨灰被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一部分骨灰撒在了黄崖洞兵工厂旧址，那个他用血汗铸就奇迹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