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茨履新九个月,终获中方正式访华邀约,成为2026年农历马年新春之际,中国接待的首位来自西方主要经济体的国家领导人。

出发赴华前夕,德国率先释放重大政策信号——推出总额达30亿欧元的电动汽车购置激励计划,且明确取消所有地域性门槛,中国品牌车企可与本土及欧洲同行同台享受补贴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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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此前欧盟多国正以技术标准、碳足迹核算等隐蔽方式限制中国电动车进入,德国却选择主动破局。这一反向操作背后,究竟折射出怎样的现实权衡?默茨此番东行,又意在与中方就哪三项关键议题达成共识,从而为德国当前的发展瓶颈寻得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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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礼先行:30亿补贴背后,是德国基于现实的战略调适与紧迫自救

这份访华前的30亿欧元激励方案,表面指向激活国内新能源汽车消费,实则是一份面向中方的深度信任邀约,更折射出德国经济承压之下的清醒抉择。

回溯可知,德国自2016年起实施的电动车购车支持政策,于2023年末因财政可持续性压力而终止。此后其纯电车型新车注册量应声下滑,2024年全年仅录得约38万辆,同比锐减逾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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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汽车产业占工业产值近20%、出口额超四分之一的国家而言,这一断崖式下跌无异于釜底抽薪。当欧洲多国纷纷筑起隐性壁垒时,德国为何敢于逆势开放?

英国2024年推出的绿色交通补贴,通过设定严苛的全生命周期碳排放阈值,客观上将多数中国电动车挡在门外;法国主导的公务用车租赁框架,亦嵌入多项不利于非欧盟车企参与的本地化采购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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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之下,德国联邦环境部长卡斯滕·施耐德公开强调:新政完全摒弃产地歧视条款,并重申对本国及欧洲整车制造能力的信心,不惧中国车企公平参与市场竞争。

数据显示,中国车企在德市场渗透率仍处起步阶段——以比亚迪为例,2025年在德交付量约2.3万辆,虽较上年激增七倍,但尚不足德国全年汽车总销量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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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观之,德国放开补贴准入,既不会冲击既有产业格局,又能借力中国车企在成本控制、智能网联与快充生态方面的优势,整体拉升市场活跃度与技术迭代节奏,可谓一举多得。

这30亿欧元,既是德国向中方传递的合作诚意,更是其重塑增长动能的关键落子,其深层动因,正是默茨政府对华合作意愿的集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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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茨的第一件心事:夯实中德经贸压舱石,破解本土工业衰退困局

默茨主政九月,施政挑战远超预期。德国经济所面临的结构性压力,已远非统计数据所能尽述。

2025年德国GDP增速仅为0.2%,虽勉强扭转连续两年负增长态势,但工业产出规模相较2018年峰值已萎缩14%,其中汽车制造业产出降幅更逾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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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上加霜的是,美国特朗普政府近期重启对德钢铝产品加征关税的威胁,并将德国列为“非对等贸易伙伴”重点施压对象,使本已承压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再添不确定性。

在此背景下,默茨愈发清晰地认识到:中国并非德国发展的外部变量,而是维系其工业体系稳定运转的关键支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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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此次访华首要目标即为——锚定中德经贸合作基本盘,依托中国市场韧性,重振德国高端制造全球竞争力。

随行代表团阵容堪称德国工业“国家队”:30家头部企业高管悉数出席,覆盖大众、梅赛德斯-奔驰、宝马、西门子、巴斯夫、蒂森克虏伯等核心支柱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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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安排凸显双重意图:一方面,德企亟需在中国新能源转型浪潮中抢占先机;另一方面,默茨政府期望借高层互动,推动中方就营商环境、知识产权保护、数据跨境流动等关切问题作出建设性回应,为德企在华长期经营筑牢制度保障。

须知,从整车制造、化工材料到精密机床,德国几乎所有战略产业均与中国市场深度绑定。一旦合作基础松动,其产业链稳定性与技术升级路径都将面临系统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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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有观点质疑:德国此前曾协同欧盟对中国钢铁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如今又高调示好,是否自相矛盾?

答案恰恰在于德国政治文化中的务实基因——当理想主义叙事无法兑现发展承诺时,回归利益本位、寻求最大公约数,从来都是其外交决策的根本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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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茨希望与中方共同确认的,正是一种可持续、可预期、可验证的合作范式:让德国企业安心深耕中国市场,也让中国市场持续成为德国工业复苏的“动力源”与“稳定器”。

默茨的第二件心事:促成中欧电动车贸易机制化缓和,构建产业协同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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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稳固中德经贸是压舱之石,则推动中欧电动车贸易关系软着陆,便是默茨此行承载的另一项战略性使命,也是他亟待与中方敲定的第二项核心共识。

电动汽车产业,既是德国传统优势领域的延伸高地,也是中欧经贸摩擦的前沿阵地。自2023年10月欧盟委员会启动对中国电动车反补贴调查,至2024年10月最终裁定征收为期五年的临时反补贴税,再到中方就此诉诸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双边电动车贸易一度陷入高度紧张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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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欧盟经济引擎与制造业中枢,德国在此轮博弈中承受着三重张力:既要守护本土新能源转型成果,又不能牺牲对华贸易基本盘,更需防止中欧战略互信持续滑坡。

转机出现在2025年1月12日,中国商务部发布联合声明,宣布中欧双方已就“价格承诺机制”达成原则性共识,将为对欧出口纯电乘用车的中国制造商提供统一适用的操作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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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中国车企未来进入欧盟市场,无需再承担高额附加税负,只需按约定价格区间履行销售承诺,即可获得合规准入资格。

默茨访华期间,极有可能就该机制的具体执行细则、第三方核查流程、过渡期安排等实务问题,与中方展开深入磋商,力促合作框架尽快落地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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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举意义深远:一方面,德国30亿补贴已为中国车企打开本地市场大门,中欧电动车贸易若实现制度性缓和,将形成“双向奔赴”的良性循环;另一方面,德国可在规则制定过程中发挥桥梁作用,提升其在欧洲产业政策话语权,同时为整个欧洲汽车业智能化、低碳化转型注入协同动力。

这项合作,不仅关乎中德双边,更将为中欧经贸关系树立新型竞合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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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茨的第三件心事:拓展战略腾挪空间,在复杂变局中重塑德国自主性

默茨希望与中方达成的第三项共识,看似超越具体经贸范畴,实则直指德国未来十年的地缘政治定位——即借助与中国建设性互动,增强自身在中美欧三角关系中的战略回旋余地与政策自主权。

默茨政府上台后,对华政策表述由“伙伴+竞争者+制度性对手”转向“去风险化”(de-risking)战略,其内涵呈现明显二元性:经济领域强调深化融合,安全与价值观领域则加强审查与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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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策略摇摆,本质是德国在多重压力下的阶段性调试:既要应对美欧跨大西洋议程牵引,又要回应欧盟内部日益高涨的价值观外交声浪,还需平衡国内绿党、社民党与基民盟之间的政策分歧。

然而现实不断提醒默茨:单边站队或模糊摇摆,既无法缓解美方压力,也难以弥合欧内部裂痕。特朗普政府近期对德加征关税的试探,以及欧盟成员国在对华立场上的严重分化,已使德国意识到:唯有强化与中国的制度性对话,才能真正提升自身议程设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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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欧洲正经历冷战结束以来最深刻的战略认知分裂:以法国为代表的部分国家主张对华采取更强硬的贸易防御姿态;而包括德国在内的21个欧盟成员国则联合发声,反对将经济问题政治化,呼吁维护开放公平的多边贸易秩序。

默茨此次访华,既是以欧洲务实力量代表身份发出理性声音,更旨在向中方传递明确信号——德国愿以稳定、可预期、尊重彼此核心关切的方式推进合作,期待中方同样为德国提供清晰的合作边界与制度保障,助其在大国博弈中摆脱被动跟随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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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发出的访华邀请本身,即是对德国战略定位的积极认可;而默茨行程中专程参观故宫博物院、考察杭州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融合示范基地等安排,亦彰显其深入了解中国发展逻辑、挖掘新增长契合点的真诚意愿。

中国驻德国大使邓洪波此前指出:“将产能过剩简单归咎于特定国家,既违背市场经济规律,也不符合全球产业分工现实。中德合作的本质是优势互补、互利共赢。”这番表态,恰是中方对德方务实姿态的正面回应——合作讲规则,诚意有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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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默茨此行绝非坦途:他既要就关键技术转让、市场准入等核心议题与中方保持建设性沟通,又要在国内舆论场中妥善回应保守派质疑,还需警惕美方借机施压、干扰中德对话进程。

但不可否认的是,他聚焦的这三大议题——经贸基本盘巩固、电动车规则共建、战略空间拓展——全部根植于德国真实发展诉求,也与中国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多元稳定国际经贸关系的目标高度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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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尾

默茨启程前送出的30亿欧元政策礼包,绝非临时起意的外交秀,而是德国基于经济现实作出的理性校准;他此行欲与中方确立的三项共识,既是破解本国工业困局的务实路径,更是为中德关系乃至中欧关系探索可持续发展新模式的关键尝试。

从中德经贸压舱石,到中欧电动车治理新机制,再到多极世界中的战略再定位,默茨的每一步布局,都映照着德国在时代变局中的审慎思考与深切期待。国与国之间的深度协作,从来不是单向让渡,而是基于共同利益的双向建构与价值共创。

本次访问,有望为2026年中德关系锚定“稳中求进、实中谋新”的主基调,也为整个欧洲提供一条更具建设性的对华相处之道:开放包容、规则为本、互利共生,远比封闭排他、零和博弈更能赢得未来。

对中国而言,稳住中德合作支点,既可拓展高端制造与绿色技术领域的欧洲市场纵深,亦能加速全球治理体系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演进;对德国而言,把握住中国高质量发展带来的结构性机遇,或将决定其能否守住工业强国地位,完成新一轮技术跃迁的历史性关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