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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7日,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阿里·扎尔达里发表紧急声明:鉴于阿富汗塔利班政权长期包庇跨国恐怖组织、纵容其在境内设立训练营地并向巴基斯坦等邻国实施跨境恐袭;系统性剥夺阿富汗民众尤其是女性受教育权、就业权与基本人身自由;且被证实与印度方面存在多层级安全协作,实质性充当外部势力牵制巴方的地缘棋子——巴方已无法继续容忍,正式宣告对阿富汗塔利班实施全面军事反制行动。
就在声明发布前一日夜间,即26日深夜,巴阿边境多个哨所及争议地带爆发高强度武装对峙,双方动用重机枪、迫击炮及便携式防空系统展开持续数小时交火,造成前线官兵及边民数十人伤亡。27日凌晨,巴基斯坦空军多架JF-17“雷电”战机突袭喀布尔近郊三处疑似恐怖据点,并对楠格哈尔省一处边境补给枢纽实施精确打击。
令人始料未及的是,这场风暴才刚刚掀开序幕——当晨光尚未洒落伊斯兰堡时,巴军方已将作战等级提升至最高响应级别;数小时后,国防部长身着作战夹克现身国家媒体中心,手持加盖国防部钢印的正式文告,字字如铁,句句如刃,将两国关系推至自1947年分治以来最严峻的临界点。
阿西夫在通报中系统列出了塔利班政权不可回避的四大结构性失责:其一,默许包括TTP、IS-K在内的十余支极端武装在阿境内自由集结、整训、转运武器;其二,放任跨境恐袭策划链条在赫拉特、坎大哈等地持续运转,致使过去一年内巴基斯坦境内恐袭事件同比激增63%;其三,单方面废止《阿富汗临时宪法》中关于性别平等的关键条款,关闭全国80%以上女子中学,切断女性医疗救助通道;其四,与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举行闭门会谈逾七轮,接受新德里提供的边境监控设备及情报共享平台,明显偏离不结盟中立立场。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该声明首次以官方文件形式将塔利班定性为“受外部势力深度渗透的战略代理人”,措辞之严厉,远超以往任何外交照会,标志着双边关系已从政治摩擦升格为体系性对抗。
明眼人都清楚,这绝非一次偶发性的边境摩擦升级,而是百年积怨的总爆发。表面是反恐诉求与主权尊严的碰撞,深层则是殖民遗产、民族认同与地缘博弈三重张力的集中释放。这场危机没有缓冲带,只有加速器。
回溯历史源头,1893年,在英属印度总督寇松主导下,外务秘书莫蒂默·杜兰强行划定一条横贯普什图部落聚居区的“杜兰线”。这条未经阿富汗埃米尔签署、亦未获当地部族承认的“纸面边界”,硬生生将同一语言、同宗同源的普什图人割裂为“巴基斯坦普什图族”与“阿富汗普什图族”,使数十万家庭隔栏相望,祖坟分属两国,婚丧嫁娶需经多重审批——这道人为撕裂的伤疤,从此成为南亚最顽固的地缘溃疡。
此后百余年间,无论喀布尔政权如何更迭——从巴拉克宰王朝到穆罕默德·查希尔沙国王时代,从纳吉布拉世俗政府到卡尔扎伊民选内阁,再到如今塔利班重建“伊斯兰酋长国”,没有任何一届阿富汗执政当局在宪法或官方文件中承认杜兰线的合法性。承认它,等于默认殖民强加的民族肢解具有正当性,必将触发全境范围内的合法性危机与民众大规模抗议。
这条悬而未决的边界,遂演变为一道流动的战线。为阻断武装人员渗透路径,巴基斯坦在过去十五年投入超42亿美元,在长达2640公里的边境线上修建混凝土隔离墙、埋设智能感应雷区、架设红外监控塔群,并部署超过12万边防部队轮值驻守。这种以物理隔绝换取安全的策略,短期内确有成效,却也埋下更深隐患。
封锁政策对边境普什图社区造成毁灭性冲击:传统跨边境牲畜交易中断,药材与干果集散市场萎缩七成,部族长老调解机制失效,青年失业率飙升至68%。被边缘化的群体情绪日益激化,TTP等组织正是借势而起——他们以“反抗封锁暴政”为旗号,在部落清真寺发动宣讲,以小额抚恤金收买失地牧民,将边境管控异化为激发仇恨的催化剂。
TTP自2007年成立以来,始终将推翻巴基斯坦现政权、建立沙里亚法统治作为核心纲领。其战术特征极为鲜明:针对军警巡逻队实施路边炸弹伏击、袭击边防检查站夺取武器、绑架地方官员家属施压政府。2024年1月以来,该组织已在开伯尔—普什图省制造连环爆炸案17起,导致安全部队伤亡逾230人,平民死伤超450人,其中多数袭击者经巴方情报溯源确认,均经阿富汗霍斯特省秘密通道入境。
巴方曾通过联合国安理会第2610号决议框架向塔利班提交21份正式抗议照会,附有卫星图像、通讯截获记录及目击者证词,但所有交涉均石沉大海。当外交渠道彻底堵塞,当恐袭死亡数字逐日攀升,当士兵遗孀在伊斯兰堡街头举牌质问“为何还要等待?”——空袭指令,就成了巴军方唯一能向国民交代的止损方案。此时,信任早已不是磨损,而是彻底粉碎。
巴基斯坦最初的战略构想,是将阿富汗打造为“西向战略纵深”:依托其地理枢纽地位,构建从俾路支斯坦延伸至兴都库什山脉的安全屏障,压缩印度在中亚方向的战略投送能力,从而稳固自身西部防线。
然而现实走向了完全相反的方向。塔利班重新掌权后,不仅未按巴方预期成为“友好缓冲国”,反而加速推进多元外交——2023年全年,塔利班代表团六次访问新德里,签署农业技术援助协议;印度向喀布尔提供价值1.2亿美元的电力设备,并重启瓦罕走廊贸易通道谈判。这种“去巴化”转向,被伊斯兰堡视为赤裸裸的背信弃义,军方高层内部文件显示,“被盟友捅刀”的屈辱感已成为推动强硬决策的核心心理动因,对话空间由此被彻底清零。
随着巴阿边境炮声轰鸣,全球地缘神经瞬间绷紧。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北方的俄罗斯与东方的中国——两个与冲突地带接壤的大国,几乎同步启动危机响应机制,但行动逻辑呈现本质差异。
俄方反应高度审慎。总统阿富汗问题特别代表卡布洛夫在莫斯科记者会上明确表示:“任何外部力量都不应替代当事国自主解决争端的权利。”他强调,俄方愿为巴阿提供中立斡旋场所,但前提是双方共同提出正式请求。这种“坐等召唤”的姿态,既彰显大国担当,又严守不干涉内政红线,实质是构建风险防火墙,防止局势外溢波及中亚安全架构。
相较之下,中国的介入节奏更快、触角更深、行动更实。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直言:“中方对事态急剧恶化深表忧虑,坚决反对任何损害地区稳定的单边行动。”更关键的是,中国驻伊斯兰堡大使馆与驻喀布尔代办处连夜成立联合应急小组,外交官分赴两国国防部、内政部及主要部落联盟,开展“穿透式沟通”——不是传递立场,而是倾听痛点;不是施加压力,而是寻找共识支点。
事实上,中方的预防性外交早已铺开。2023年第四季度,中方曾促成三次巴阿非正式接触,地点选在杜尚别与阿什哈巴德,议题直指边境管理合作与反恐情报共享机制。这些未公开的穿梭努力,正是今日快速响应的能力基础。
对比俄中两国路径,可清晰看出战略哲学分野:俄罗斯选择“退半步”,以距离保公信;中国坚持“进一步”,以在场赢信任。这不仅源于地理邻近性——巴阿冲突前沿距中国新疆喀什仅400公里,更源于安全逻辑的深度绑定:若阿富汗再度沦为恐怖主义温床,首当其冲受害的必然是中国西部边疆的安宁与发展进程。
如此高强度的外交介入,考验的绝非简单表态能力,而是对复杂矛盾的精准拆解力、对各方底线的深刻把握力、对时机窗口的极致捕捉力。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精密手术。
细读毛宁发言稿中那段被外媒反复分析的表述,便会发现其设计之精妙远超常规外交辞令——它不是钝器敲打,而是激光定位。
其核心锚定于“双重不可侵犯”原则:第一重,中国坚定支持各国依法开展反恐行动,这一立场与巴基斯坦维护国土安全的根本诉求完全同频共振,为巴方正当防卫权提供了国际道义支撑;第二重,反恐行动必须严格遵循《联合国宪章》主权平等原则,任何国家不得以反恐为名侵犯他国领土完整与政治独立,这就为轰炸行为划出清晰红线,从根本上否定“先发制人越境打击”的合法性依据。
尤为关键的是,毛宁将巴阿两国定义为“搬不走的邻居”,这一定位蕴含三重深意:其一,否定第三方势力鼓动“选边站队”的企图,宣告地缘宿命不可更改;其二,揭示冲突本质是共生关系中的病理反应,而非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其三,暗示唯有回归邻里相处之道——尊重、协商、互助——才能走出恶性循环。
这六个字背后,是中方对战争代价的清醒认知:每一次空袭落下,摧毁的不仅是目标建筑,更是普通家庭的屋顶、孩子的课本、母亲的药罐。报复不会带来安全,只会催生更多仇恨;轰炸无法根除恐怖,只会制造更多孤儿。当弹坑变成世代相传的伤疤,当仇恨写进孩童的课本,那才是真正的安全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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