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北京的秋风正劲，年仅七岁的李讷被父亲抱在怀里，远远望着城楼上飘扬的红旗。那一瞬，她只觉得人群如潮，谁也想不到几十年后，她要靠轮椅才能走进同样喧闹的世界。
时间跳到1976年9月，噩耗传来，毛主席逝世。二十四岁的李讷独自坐在医院走廊，整夜没合眼。身边战士小声问：“姐，您还好吗？”她只是摇头。那年冬天，她情绪低落，腿部旧伤复发，行走愈发困难，生活开始像关了灯。
上世纪八十年代，一场离婚使李讷彻底陷入灰色。朋友回忆，“她那时几乎不出门，给她送书也不肯见面。”有意思的是，恰在最低谷，王景清出现。他年长六岁，曾任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干部，耐心又细心。推轮椅、做饭、按时喂药，点滴琐事慢慢把李讷从阴影里拉了出来。
1989年春，王景清带她第一次参加公开纪念活动。台阶很高，他弯腰、背她上去。台下不少熟人惊讶——那个多年不露面的女儿，竟然露出了久违的微笑。李讷后来说，王景清像大哥哥，更像拐杖，没有他，很难走到人前。
1993年初夏，各界筹备毛主席百年诞辰纪念片，北京东郊某小院里，灯光、摄像机、话筒一应俱全。刘晓庆踏进门，第一眼便看见满墙书架，彩条布封皮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格外显眼。她伸手抚了抚封面，“这套书成色真好。”李讷答，“父亲当年挑的，结婚礼物，一直没舍得动。”
巡室时，刘晓庆发现一扇锁着的门。李讷解释，里面是母亲遗物与骨灰，“怕受潮，也怕被打扰。”她语速很慢，情绪却平稳。摄制组默契地结束参观，回到客厅正式开拍。
镜头前，刘晓庆话锋犀利。她问童年，也问少年。李讷讲到困难时期，毛主席把仅有的鸡蛋让给女儿，自己多年缺蛋白质导致腿部浮肿。王景清在一旁悄悄递茶，提醒她歇一口气。
接着，刘晓庆突然抛出：“那时候日子那么苦，会不会埋怨父亲没给特权？”话音一落，空气明显滞住。李讷眉头轻蹙，反问：“怎么会问这问题？”停顿两秒，她补了句，“他对自己也一样严格。”这段原本温和的访谈，被这句半带责备的反问推向暗涌，场务的手都僵在空中。
尴尬并未持续太久。李讷端正坐姿，回忆起三年困难时期，她每周回家一次，把餐桌清扫得一干二净，却不知道父亲和卫士一直是定量口粮。“后来想想，真不该抢他那点饭。”她的语气里多了歉意，也多了理解。
刘晓庆收拾好情绪，转换角度，询问毛主席如何教育女儿。李讷只说四个字——言传身教。说罢，她抬手指了指那套《全集》：“父亲要我一辈子读书，一辈子做普通劳动者。”现场静默，机器的运转声格外清晰。
拍摄结束，刘晓庆起身致谢。李讷轻轻拍了拍轮椅扶手，示意王景清推她回屋。镜头关掉，却仍能听见她在走廊里低声重复，“我爱我的爸爸。”
那一次采访，很快被剪辑成八分钟素材。外界只看到温情，从未得知中途那句不悦的反问。对此，参与剪辑的老摄影师后来打趣，“删掉是为了整体效果。”但他承认，那一瞬更能看见李讷的坚持——对父亲形象的坚守，对家庭记忆的护卫。
回顾整段经历，李讷与其说在回答问题，不如说在捍卫一条价值准线：艰难岁月，人人一律，无例外。她从未否认小时候的抱怨，却把成年后的理解摆在公众面前。或许，这才是她愿意见媒体的真正原因——让外界知道，伟人首先是严于律己的父亲。
拍摄完成后没几天，王景清推着李讷去了八角楼旧居。她伸手抚摸斑驳墙壁，用湖南口音轻声说了一句：“好多年了。”随行干部记录在案，却决定不对外透露。私人记忆，不必都成为展览品。
1994年春，纪念片首映。银幕上，年近半百的李讷坐在窗前，阳光从侧面照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书影上。旁白念到“信仰”二字时，她轻轻合书抬头，眼中晶莹。短短画面，却让许多观众——尤其是四五十岁的男性——沉默良久。
后来有人评价，那场访谈的意义不在素材，而在一次对历史家庭的罕见窥视。李讷没有提供轰动细节，却用平静的口吻，给出一个关于节制与担当的注脚。不得不说，正因如此，1993年的那句“怎么会问这问题”才格外有力量，它划出了是非的边界，也提醒后来者：在伟人与子女之间，尊重与理解从来不是多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