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公车？不行。”他声音很低，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决。
黄晴愣住，“爸，我出油钱行不行？”话音刚落，屋子里空气瞬间沉了下来。
这一幕令在场的孩子们想起二十多年前家里立下的规矩。1949年11月，黄克诚携妻儿从北平南下长沙，就在轮船的狭窄船舱里，他向家人宣布：一，不许拿公家车办私事；二，不许向组织伸手。那时新中国还在襁褓，公私分明是他的底线。
黄克诚的倔强与毛泽东并肩奋斗的历史直接相连。1948年冬，他在东北野战军前线第二指挥所任政委。辽沈大捷刚尘埃落定，毛泽东发电报，请他火速南下筹备天津军管会。黄克诚整装出关，三天后即赶到前沿。天津总攻于次年一月十四日打响，炮声延绵二十九小时，破晓时城楼飘起红旗。黄克诚随即进城，按“原封不动、先接后管”的原则七昼夜理清旧账，天津秩序转危为安。
接收报告送到香山，毛泽东把他请进双清别墅。“你干得好。”主席端起热茶递给他，“但记得实事求是，别忘了长干。”那一夜，两人对坐。餐桌上只有两碟素菜、一碗辣椒菜汤、半碟霉豆豉。朴素的饭菜深深印在黄克诚心里，也成为他日后治理家风的尺子。
次年秋，湖南土改箭在弦上。黄克诚受命回乡主持工作，先是剿灭湘西残匪，紧接着拉开工业基建和学校复课的序幕。条件仍苦，他却先把财政拨款砸向湘江水运和株萍铁路，每一笔支出都要核实三遍。有人提议趁机帮他修长沙新宅，他摇头：“家属住得宽窄无关胜负。”
1950年九月，毛泽东在中南海写下亲笔信：听闻湘潭有人要翻修韶山公路，“请即刻停止”。信转至长沙，黄克诚当天批示叫停。对主席的家事尚且如此，自己更不能逾矩。他回忆当年在前线同毛谈话，主席屡次叮咛“克诚，要替老百姓省钱”。
1952年又是一纸急电，将黄克诚调回北京任总后勤部部长。军供、军医、被装、运输，全是烂摊子。他把“为国家负责、为部队负责”写进条令，自己住进旧平房，乘坐十几年没换过油漆的吉普。手下参谋暗地里算过账：部长补贴低得吓人，可标准从不提。
1966年以后，他被冷落。十八年免职期间，家里靠津贴度日，却仍守那两条家规。唐棣华做鞋自己纳底，女儿黄楠去出版社应聘，面试官甚至不知道她的父亲是谁。
1977年秋，中央复出通知送到昌平，黄克诚被任为纪委常务书记。当时社会风气转折，公车私用屡见报端。他审完几份材料后摇头：“浪费的不是汽油，是原则。”
于是回到1978年的院子里。黄克诚抬头看儿子，一字一句：“跟毛主席比一比。他家人借过一回公车吗？”短短一句，让满院槐花微微颤动。
听父亲掷地有声，黄晴突然笑了，仿佛松下紧箍。“爸，我和桂琴早商量好了，骑自行车迎亲，您放心。”
六月初的婚礼，没有锣鼓，没有长队。一伙年轻人在前门大街浩浩荡荡踩着脚踏车，车把上绑红绸，车篓里装豆子花生。沿街百姓看得新鲜，有人拍手，有人跟着起哄。黄克诚站在胡同口，见新娘下车，抬手就是一个标准军礼，他没有多说，只是轻轻点头。
午饭摆在家里小院，十来张四方桌，主菜是红烧肉、炒时蔬、米粉蒸肉。军委机关的几位老战友被叮嘱“带筷子就行”。酒过三巡，女儿黄梅悄悄说：“爸，其实您不必这么紧。”黄克诚把杯子放下，“规矩松一寸，公私分一尺。儿孙要记得靠自己。”
夜色降临，新人退场，院里只剩几只空碗。风吹动槐叶哗啦啦作响，黄克诚扶着椅背站着，许久没动。旁人看不出他在想什么，只觉得这位历经血火的大将，比初夏夜色还要沉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