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全球媒体争相报道“内贾德遇难”时,很快迎来了反转,内贾德幸运逃过美以战机的“斩首”行动。这无疑让伊朗人民看到了复仇的希望。

在美以发起的这场“斩首行动”中,德黑兰的损失无疑是惨重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身亡,革命卫队多名高级将领倒在废墟之中。然而,对于目前掌控临时领导委员会的教士集团和革命卫队残余势力而言,内贾德的幸存,或许比他的死亡更令他们寝食难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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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

伊朗的文化中,幸存者往往被赋予特殊的神圣色彩。

2020年苏莱曼尼遇刺后,他的殉难形象被革命卫队塑造成凝聚民心的图腾。而今,内贾德在距离死亡仅100米的地方“死里逃生”,这一情节在社交媒体和街头巷议中迅速发酵。那些曾经被内贾德“平民总统”人设打动的底层民众开始窃窃私语:“真主庇佑了他”,“他是被选中的人”。

哈梅内伊死前指定的“战时总管”阿里·拉里贾尼掌控下,革命卫队正以“刺穿美国心脏”的姿态组织反击。拉里贾尼出身显赫的宗教世家,拥有哲学博士学位,是标准的政治贵族。他与内贾德代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强硬:一种是体制内的、服从于教法学家统治的强硬;另一种是民粹的、试图绕开神权直接诉诸街头的强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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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卫队可以容忍拉里贾尼的指挥,甚至可以将他塑造为新的强人,但他们无法容忍内贾德的崛起。

原因很简单:内贾德曾在2017年、2021年和2024年三次被宪法监护委员会取消总统参选资格,甚至在2018年因“煽动骚乱”被短暂逮捕。如果这样一个曾被体制抛弃的人,如今凭借“幸存神话”卷土重来,那将是对现行权力分配秩序的彻底颠覆。

更让教士集团恐惧的是,内贾德的反击逻辑与他们截然不同。

在哈梅内伊死后,伊朗官方定下的复仇基调是“体制性”的:通过导弹袭击美军基地、通过代理人打击以色列,所有的行动都必须纳入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指挥框架。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可控制的复仇,旨在展示力量的同时,确保权力交接的平稳。

但内贾德代表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不可控的复仇。他曾经说过:“国家行政权力应凌驾于宗教体系之上。”这意味着,如果他重新出山,他极有可能将复仇的指挥棒从教士手中夺走,将其转化为一场民粹主义的狂欢。对于依赖“教法学家监护”原则维持统治合法性的教士集团而言,这种权力转移比美以的导弹更具毁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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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们还必须看到美国和以色列虽然热衷于清除伊朗高层,但他们也并非没有战略理性。对他们而言,一个由革命卫队控制的、可预测的军事化政权,远比一个由民粹强人煽动的、不可预测的狂热政权更容易打交道。特朗普在“劝降”声明中特意强调,革命卫队和军队成员“现在可以得到豁免”。这暗示着华盛顿或许更愿意接受一个保留了一定体制连续性的德黑兰,而不是一个被复仇情绪点燃的内贾德式政权。

因此,内贾德的幸存构成了一个悖论:他是民众想象中的“复仇旗帜”,却是体制眼中的“混乱之源”;他的死亡原本可以成全烈士神话,但他的活着却让现政权如坐针毡。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可能会看到两种截然不同的叙事争夺舆论场:官方媒体会极力淡化内贾德的存在,将所有的聚光灯打向革命卫队的“有效反击”;而地下网络和海外流亡媒体则可能将他塑造成“真正的抵抗者”。

对于德黑兰地堡里的“三驾马车”而言,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或许不是向美以发射多少枚导弹,而是如何管理内贾德这颗随时可能引爆内部的“政治炸弹”。他们可以容忍外部敌人的轰炸,因为他们拥有地下掩体和导弹库存;但他们无法容忍内部对手的崛起,因为那将直接动摇他们坐在掩体里的资格。

在哈梅内伊死后,伊朗最大的变量或许不是美以的下一次空袭,而是那个穿着廉价夹克、从废墟中站起来的“幽灵”,将如何叩击德黑兰紧闭的权力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