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溥仪，这位末代皇帝的后半生可真是跌宕起伏。1959年特赦出狱后，他从高高在上的皇帝变成普通公民，周总理亲自给他安排工作，从植物园工人干到文史专员，工资还涨了，可溥仪却写信说不想走。这事儿搁谁身上都觉得新鲜，一个曾经的九五之尊，怎么就恋上普通岗位了呢。
01
1959年12月那天，当最高人民法院代表念出爱新觉罗溥仪这个名字时，他自己都愣住了。坐牢的时候，溥仪压根没想过特赦这事儿能轮到自己，毕竟他那身份摆在那儿，外头也没什么亲人惦记着。可名字一出来，这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当场就掉了眼泪。
火车开往北京的路上，溥仪看着车厢里那些陌生的面孔，突然意识到一件事，从今往后，他就是这些普通人当中的一员了。这种感觉很奇妙，过去他站在人群里是被仰视的对象，现在他得跟大家伙一块儿挤公交、排队打饭。
12月9日，阔别35年的北京就在眼前了。站台上，五妹和四弟早就等着了，几只手紧紧握在一起，两人喊他大哥。这声大哥让溥仪心头一震，前半辈子里，从来没人敢这么叫他，都是皇上长、皇上短的。现在听起来，反倒觉得格外亲切。
到了五妹家，同院的街坊邻居没把他当外人看，知道他是谁也没啥异样眼神。第二天一早，溥仪看见有人拿笤帚扫胡同，二话不说就跟上去帮忙。回来的时候迷了路，误打误撞走进别人家院子，人家不但没嫌弃，还热情地把他送回来，还说了句让溥仪记了好多年的话：咱们是街坊呢，就算不是街坊，新社会，帮这点忙算什么啊。
02
北京市民政局专门组织特赦人员参观，其中一站就是故宫。大伙一致推举溥仪当解说员，这地方他太熟了，闭着眼睛都能摸到准确位置。走到珍宝馆，溥仪看见了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这幅画当年是他跟弟弟溥杰偷着运出去的，如今被国家买了回来，重新躺在玻璃柜里。他站在那儿看了很久，也不知道心里在想什么。
特赦后得参加一年劳动，周总理琢磨着给溥仪安排个合适的活儿。溥仪自己提出想去医院，说从小爱翻医书，懂点中医，周总理直接否了：你看病看好了没问题，万一出点岔子，影响太大，容易被人上纲上线。最后决定送他去中科院下属的植物园，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周恩来跟郭沫若说了这事儿，郭沫若哈哈一笑：皇帝驾到，当然欢迎啊。
1960年2月16日，溥仪拿着介绍信到植物园报到。其实两天前他就按捺不住，偷偷跑去看了宿舍、食堂和工作地点。单位给他安排了两个舍友，都是党员，叫刘保安和刘保善，专门负责在生活上照应他。溥仪只需要劳动半天，周日还能进城，需要用车就找工友武宝印申请。
刚到植物园那阵子，溥仪心里七上八下的，老琢磨着：要是大家知道我是谁，会不会因为我过去干的那些破事儿而瞧不起我。结果发现同事们都挺热情，他反倒以为人家不知道自己底细。其实为了保障溥仪的安全，植物园早就开过会了，专门交代了接待细节，建立登记制度，掌握他的交往对象，还得提防着点别让他接触国家秘密。
会上大家还讨论过怎么称呼他，直呼其名不合适，叫同志又差点意思，最后定下来叫溥仪先生。不过私底下，同事们忍不住跟他开玩笑，喊他皇帝，溥仪听见就来气，正色道：我现在是公民的一员，跟你们一样的。可要是问他点宫廷趣事，他倒挺愿意讲，有时候还主动说起自己当小皇帝时的糗事。讨论起历史典故或建筑细节，他就滔滔不绝，一副权威架势，有人持反对意见，他就容易激动。
03
2月18日正式上岗，溥仪天刚亮就睡不着了，起床到工作地点附近溜达，就等着上班铃响。上午要参加座谈会，他到会议室门口，用尽全力去拉门，旁边人一看就知道，这门把手得拧一下才能开，溥仪就转不过这个弯，打算使蛮力。好在有人过来帮忙，才解了围。
第一个月，他只需要浇水和搞卫生。第二个月去了扦插繁殖温室，学会了播种、移栽、换盆、松土这些有点技术含量的活儿。第三个月分配到观察温室和繁殖温室，学会给花卉剪枝、嫁接。这些工作不算特别复杂，但溥仪学起来确实费了不少劲，用刀削插条经常伤到手，他怕别人觉得自己搞特殊，就轻伤不下火线，嘴上老说：都怪我太笨了。
他还弄了个本子，上面贴着各种植物标本，下面标着科属、产地、性质、特质等信息。他经常翻植物学书籍，写了几十页心得笔记。植物园知道他情况特殊，尽量安排简单轻巧的活儿，可溥仪不愿意被照顾，除了完成分内工作，还抢着参加副业生产，戴着大草帽去插红薯秧、收玉米、打猪草。这一年多的经历让溥仪爱上了养花，晚年时候，养花成了他主要的兴趣爱好。
溥仪学习能力其实不差，最差的是生活自理能力。刚到植物园，他报告说枕巾丢了，第二天又说找着了，原来是穿衣服时把枕巾夹到棉裤和衬裤之间了，一整天竟然没察觉到任何异常。他的行李都是从管理所带出来的，已经非常破旧，领到第一份工资后，买了布和棉花，拜托同事帮忙做了床新被子。这是他第一次用自己赚来的钱买东西，高兴得抱着被子不撒手。
白天劳动学习，晚上盖着自己的新被子睡觉，溥仪的失眠症不治而愈了。他以前都是晚睡晚起，因为过去颠沛流离，身为傀儡，总担心有人要害他，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每天必须靠安眠药才能入睡。现在这觉睡得踏实，一觉到天亮。
04
溥仪从出生开始就没机会亲手付钱买东西，导致他在账务方面一塌糊涂。在食堂打饭需要粗细粮票、肉票、菜票，溥仪从来没算清过。每次打饭，他就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票，放窗口让师傅自己挑，后来舍友刘保善和刘保安帮他买，问清楚他吃什么，买回来再帮他算账。从植物园离开去其他地方工作后，溥仪依旧没学会在食堂打饭。
还有他的工资，当时每月60块钱，这钱足够一家四口吃饱了。结果溥仪一个人把生活过得乱七八糟，不懂合理规划，不懂得买米面充饥，从小锦衣玉食的他特别喜欢买高级点心和糖果，搞得钱早早花光，甚至连下个月的预支都一文不剩。溥仪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有人进屋时，他会做贼心虚地把点心藏到抽屉里，都没注意到嘴角还沾着点心渣。
1961年春天，溥仪要离开植物园了。周总理给他安排了新工作，派他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文史专员，工资从60元涨到100元。可这时候的溥仪不愿意走，他已经习惯了植物园简单平凡的生活，还交到了朋友。他特地写了封长信向上级表示，自己是真心想留在植物园的，不想去新地方。
他和植物园党支书记田裕民成了至交，田裕民喜欢收藏古董，经常逛古董市场，溥仪帮他鉴定清代文物，眼力不输专家。田裕民很早就跟溥仪说过：以你的知识也许能从事文史工作。没想到一语中的。
离开前，舍友刘宝安送给他一张彩色照片，背面写着：敬赠溥仪先生，相处虽短，情谊深长，离别前夕，留此永念，您年轻的朋友。溥仪前半生什么都不缺，但怕是没收到过如此情深意长的礼物。
05
带着不舍和忐忑，溥仪来到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一年后，弟弟溥杰也来到了这里，兄弟俩成了同事。虽然是正儿八经的亲兄弟，但在1946年以前，溥仪和溥杰之间压根谈不上什么平等的感情。直到1950年回国后，他们的关系才日渐亲密起来。
两人一起学习、一起劳动，有时候还一起娱乐。潘际垌先生曾在1956年目睹过两人下象棋的情景：一天晚上，我看到溥仪和溥杰在下象棋，溥仪看着很年轻，他下棋时经常分析棋局、发言助威，溥杰就相对沉默些。溥仪指着溥杰问我：我们哥俩长得像不像。我打量了一下，脸型是像的，也都戴着黑边圆形眼镜，最大的区别是体型，溥杰要小一号。我给了肯定答复，问溥杰：你比溥仪小一岁吗。是！他用士兵回答长官的姿态回答这个问题，后来我才知道，溥杰在1923年之前接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因此会下意识表现出军人的痕迹来。
因为身份已经转变，溥杰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对溥仪唯命是从。有一次溥仪抱怨：怎么连亲人都不把我这个皇帝放在眼里了。溥杰直接怼回去：世道变了，你早就该把老黄历扔掉了，看看人家所里的干部们，所长、科长、厨师、大夫一律平等，多好啊，咱们以后就是要做这样的人。
1957年，溥仪开始写自传，题目定为《我的前半生》。写自传是所里规定的，为了让他给自己的前半生做个总结，更好地理解自己和时代的问题，同时也警醒世人不忘历史。为了协助溥仪写自传，所里安排了最熟悉情况且文字功底较好的溥杰执笔。所里当时对他的特殊经历和这几年的变化尤为重视，便让我帮助他，我们俩每天都抽出点时间，大哥口述，我执笔，从家世、出身、登基到1957年，其中也穿插了一些我的亲身经历，总共写了45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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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12月7日，是溥仪特赦前在所里的最后一夜，所里特批兄弟俩在一间房里多待一会。溥仪一边回忆往事，一边对溥杰说：过去的日子咱们都像噩梦一样，连手足之情都被扭曲了。溥杰没想到溥仪会如此真挚，有点激动：也就是这几年，咱们弟兄才有机会推心置腹。
是啊，当时你和嵯峨浩结婚后，我就有所防备了，怕你跟我不是一条心，不敢跟你讲真话。那时候大家都身处陷阱中，人人自危，我也有事瞒着你。溥仪也提醒道：我现在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至今仍然和嵯峨浩联系的事情，她虽然是你的妻子，但这桩婚姻中包含着日军的阴谋，现在十几年过去了，她在日本的情况我们所知甚少，你必须正确对待，不要在这方面犯错误，必要的时候当断即断，不要藕断丝连。溥杰认真回答：我知道的大哥，我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也能处理和妻子的关系。
这一别就是一年。1960年11月28日，溥杰特赦，在北京一家人团聚了。溥仪看到溥杰的时候，情不自禁地叫了声二弟，溥杰听到，泪如雨下，他哭着叫溥仪大哥。溥仪给溥杰斟上一杯酒，两人亲密无间地拥抱，这一对过去的皇兄皇弟、难兄难弟，从这一天开始成为了最纯粹的血缘亲兄弟。
不久后，周总理为溥杰安排了过渡工作，在北海公园做一名园丁。一年后，溥杰和溥仪一样来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文史专员，他们负责的是自己最熟悉的清末时期的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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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2月，周总理邀请爱新觉罗家族的主要成员共进晚餐。他直截了当地说：今天邀请你们，是想跟你们商量一下溥杰的家庭问题，他出来了，他的夫人还在日本，要不要邀请他的夫人一家团聚呢。溥杰心里非常感动，虽然他和嵯峨浩相识于阴谋，但两人的结合却是因为相爱。
而溥仪对于溥杰的这位日本妻子则有很多怀疑：日本人当初为什么非要给你找个日本老婆，就是想让你跟着日本帝国主义走，嵯峨浩肯定是个特务，你必须跟她划清界限，离婚！其他兄弟姐妹则有不同看法：我觉得二哥既然出来了，就应该让嫂子跟他团聚嘛，日本女子讲究从一而终，我们没道理不让嫂子回来，至于嫂子是日本人，对中国社会还不适应，大家一起帮助，总会慢慢适应的。
溥仪没说话，周总理看了看大家，接上话茬：请浩回来是可以的，这么大的中国又怎么会容不下一个日本女子呢，人是会变的嘛。我们把浩接过来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她和溥杰生活美满，建立幸福家庭，一种就是对彼此失望，来去自由嘛。她来自不同的国家，对于我们的社会可能一时半会不能理解，大家耐心帮助她，不要操之过急，也不要有什么顾虑，多和她接触接触。
周总理嘱咐溥杰给嵯峨浩写信，邀请她回到中国。溥杰很快就写好了信：我们可以团聚了，您回来吧，我盼着我们夫妻重逢，我已经等了十六年，就算是等白了头，也要等你回来，把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建成幸福美满的家，等待你的答复。
信件到达嵯峨浩手里，她归心似箭等着与丈夫重逢。1961年5月，嵯峨浩来到中国，一家人团聚了，他们住进了护国寺街52号。而溥仪也在1962年4月和护士李淑贤结了婚，有了家庭的溥仪渐渐改变了对嵯峨浩的看法，两家人经常走动，同享前半生所未曾体会的亲情、简单和幸福。
从九五至尊到普通公民，溥仪走过的这条路谁也没走过。他在植物园学会了浇水施肥，在食堂学会了打饭算账，在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找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价值。这个曾经的末代皇帝，用后半生证明了一件事，人这辈子啊，不管出身如何、经历过什么，只要愿意改变，总能活出新的模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