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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识局智库研究组姜子牙

当一个国家面对的是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及其最精锐的地区盟友时,它如何定义“胜利”?

在2月28日美以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首轮空袭中罹难之后,这个问题变得尤为尖锐。

军事学家会告诉你,从纯战力对比看,伊朗绝无可能在正面战场“打赢”美国。

然而,这场战争最深邃的悖论正在于此:伊朗的胜利方程式,从一开始就不是“打赢”,而是“活下去”——并在这个过程中,让对手流干鲜血。

正如美国中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罗斯·哈里森所指出的:对伊朗而言,“胜利”的定义不是打赢战争,而是坚持下去,并对美国和以色列造成持续损害。只要伊朗还能存续并实施一定程度的反击,美国就很难按照既定时间表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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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冲突从一开始就是一场关于“胜利”定义权的战争。

在美国和以色列的作战手册里,胜利意味着“震慑与快速制胜”——用压倒性的技术优势、精准的斩首打击、短时间内摧毁对手的指挥中枢和核心军事能力。

特朗普政府设定的时间表是4到5周,目标是摧毁伊朗的导弹能力、消灭其海军、斩断其代理人网络。

这是一种典型的工业化战争思维:设定明确目标,投入压倒性火力,在预设时间内宣告胜利。

然而,伊朗的战争哲学截然不同。

它在两伊战争的焦土中淬炼而成,核心是“消耗战”。这种战略坦率地承认:既然无法在正面战场获胜,那就让对手也无法获胜。

德黑兰大学副教授哈桑·艾哈迈迪安道出了这种战略文化的内核:伊朗的战略文化告诉我们,在遭受侵略时,伊朗不会谈判。伊朗会坚定抵抗,奋起反击,然后在停火之后,看看事态如何发展。

这意味着,即便德黑兰的部分城区化为废墟,即便指挥层出现真空,只要伊朗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和抵抗意志依然存在,它就可以宣布自己“没有输”。

而在这场不对称战争中,“没有输”本身就等同于“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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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活下去”是目标,那么如何实现?

伊朗的答案清晰而残酷:将战争的时间轴拉长,将战争的空间范围扩大到整个中东,让对手的每一发拦截导弹都变成沉重的财务和政治负担。

这正是我们在开战第一周看到的场景。

截至3月3日,除以色列外,巴林、伊拉克、约旦、科威特、阿曼、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阿联酋等8个国家均报告遭到伊朗袭击。

伊朗各军事单位在独立决策、各自为战的情况下,发起了13轮反击。目标不只是报复,更是消耗。

这种消耗的逻辑基于一个冰冷的数学事实:拦截弹远比攻击弹昂贵。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军正面临“难以招架”的局面——既要应对伊朗在多国的反击,又要保护数十个大使馆和军事基地,其防空拦截弹药可能在数周内耗尽。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高级研究员丹尼尔·拜曼坦言:美国拥有的某些弹药数量非常有限,但需要防御的东西却很多。

去年的“12日战争”已经暴露了这个问题:在这场规模远小于当前的冲突中,美军发射了约150枚萨德拦截弹,约占当时库存的25%。

而今,战事规模更大,消耗速度更快。福克斯新闻报道称,美国补充这些拦截弹药需要数年时间。

与此同时,伊朗的无人机产能极为可观。当伊朗用造价几万美元的“沙希德”无人机去消耗美军几百万美元一枚的标准拦截弹时,每一发拦截,都是美国在为伊朗的战略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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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单纯的物质消耗并不足以支撑一场持久战。伊朗真正的“底牌”,是一种西方军事规划者难以量化的变量:殉难的文化动员力。

在什叶派神学和伊朗政治文化中,“殉难”占据着核心位置。它消解了死亡作为“失败”的定义,将其转化为道德胜利和精神遗产。

哈梅内伊在战火首日罹难时,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的回应不是恐惧,而是宣示:这是“对全体穆斯林宣战”,复仇是“宗教权利和民族义务”。

这种将精神信仰与战略目标融合的表述,激活了深层的文化密码——将敌人的行动转化为民族和宗教的动员令。

阿里·拉里贾尼所说的“六千年文明”,并非空洞的修辞,而是一种以文明纵深对冲军事压力的战略资产。

正如有分析所指出的:美国和以色列已经杀死了伊朗的领导人,但他们现在面对的是一个多头怪兽般的反击,这种反击无法通过任何一次决定性打击来终结。

“震慑”无法杀死一种信念,“斩首”无法摧毁一项事业。当一个国家将其领导人的死亡转化为抵抗的燃料时,战争的性质就发生了根本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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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耗战的最终落点,不在战场,而在各自的国内政治。

对于以色列而言,一场旷日持久的冲突意味着持续的火箭弹袭击、平民不断进入避难所、学校关闭、经济停滞。这是一种心理和经济上都不可持续的状态。

对于美国而言,挑战更加微妙。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教授瓦利·纳斯尔指出:伊朗面对的是质量上占优的军队,因此其策略是通过扩大战场、让战争复杂化、增加对世界经济的危险来考验对手的意志。

国际危机组织的伊朗事务主任阿里·瓦埃兹则更加直白:伊朗人希望尽可能广泛地扩散痛苦,无论自己付出多大代价,无论与邻国的关系受损多严重,都希望能制造足够的反对战争的压力,迫使特朗普退缩。

特朗普面临的是一个政治钟表:2026年正值中期选举周期,美国选民对中东战争早已厌倦。

马里兰大学的一项民调显示,仅21%的美国人支持对伊战争。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停滞正在推高全球油价,进而推高美国国内的通胀——这是任何现任总统都无法忽视的政治毒药。

这正是伊朗战略的核心假设:特朗普或许不怕德黑兰的导弹,但他怕选票;或许不怕战争的开始,但他怕战争没有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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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活下去”不等于“赢”:伊朗面临的真实挑战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活下去”只是最低限度的胜利定义。如果伊朗仅仅满足于此,它仍然可能输掉这场战争——不是在战场上,而是在更广阔的战略维度上。

首先,弹药库存的比拼终归要回归工业产能。尽管伊朗无人机产能可观,但导弹库存有限。如果战争拖到双方比拼“谁更能承受断供”的阶段,伊朗未必占优。

其次,地区格局正在变化。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在遭受伊朗袭击后,发表了“安全不可分割”的联合声明,并未批评美以的军事行动,反而可能给予美军更充分的过境和使用许可。

伊朗试图通过袭击海湾国家来离间它们与美国的关系,但截至目前,这一策略并未成功。

更关键的是,伊朗自身的指挥体系在打击后陷入一定程度的混乱。各军事单位“各自为战”固然增加了美以防御的难度,但也反映出战略协调的缺失。

如果伊朗要真正将战争“长期化”,它需要建立更权威的指挥体系,制订更长远的战略——这是哈梅内伊接班人必须面对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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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3月的这场战争,注定会重新定义中东的战略版图。但它的结局可能不是一枚白宫新闻发布会上的“胜利勋章”,也不是德黑兰广场上的“凯旋仪式”。

更可能的结局是:一场没有明确终点的僵持。

美国可以在战术层面赢得每一场交火,摧毁每一个它瞄准的目标。但如果伊朗能够存续,能够持续反击,能够逼迫美国在数月甚至数年后疲惫地寻求某种形式的“体面退出”,那么按照伊朗的定义,它就赢了。

正如罗斯·哈里森所言: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冲突拖得越久,伊朗方面的策略很可能是“证明自己能够生存下去”。

在这个定义下,生存本身就是胜利,存在本身就是抵抗。而对一个拥有“六千年文明”的国度而言,没有什么是比“继续存在”更理所当然的战争目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