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2月的一天，北京的天空依旧干冷。周恩来刚刚结束对财政状况的汇总，毛主席却把注意力投向了另一张数字表：这是空军当年结算清单，开支密密麻麻，令旁人一时摸不着头脑。主席看完，没有立即表态，而是吩咐秘书，“把亚楼同志请来。”
刘亚楼到中南海已经是午后。他踏进办公室前，略略理了理军装袖口，补丁清晰可见。门刚合上，毛主席抬头，目光落在那身旧制服。“亚楼，咱俩先聊账本还是先敬礼？”一句半开玩笑的话，屋里气氛瞬间活跃。刘亚楼立正，“报告，听主席安排！”
此刻距他被任命为空军司令仅三年。1949年春，西苑机场阅兵时，他曾弯腰护住站在吉普车上的主席。那张照片里，他只露出半个背影，后来被他自己调侃“合影里不能抢镜”。谁也没想到，短短几年，他调度千机万炮，把一支从无到有的部队带上蓝天。
朝鲜战争爆发后，空军日夜加班训练。1951年底，志愿军空中力量终于能成规模出击。不到一年，刘亚楼递到军委的数据显示：作战、训练、改装、后勤，一年要花旧币三千多亿。数字不算小，可放在战争消耗面前，又显得捉襟见肘。周恩来批注：若要保住制空权，此数并非奢侈。
毛主席却想亲口听刘亚楼说。于是才有了这场对话。主席挥挥手：“那张清单我看过。你一句话，空军一年到底花多少？”刘亚楼回答得直爽，“大概三千亿旧币。”话音未落，主席追问：“有没有贪污？”语速不快，却带着锋芒。
“没有！”刘亚楼声音很高。主席沉默几秒，忽然说道：“给我敬个礼。”他语气平平，但在场的警卫却感觉气压骤降。刘亚楼愣了一下，抬手敬了标准军礼。动作刚完，毛主席又来一句：“再敬一个！”第二次敬礼时，刘亚楼略一用力，袖口处线头松开，补丁外翻。
主席眼里闪过一丝复杂情绪，“一年管这么多钱，衣服还是旧的。我不信你，信谁？”一句话，说得刘亚楼挺直的背脊微微放松。谈话继续，内容却不再是数字，而是如何进一步压缩管理费用、提高维修质量、加速飞行员换装周期等务实问题。刘亚楼边答边记，像回到伏龙芝军事学院的课堂。
有意思的是，主席突然想起两年前的刘青山、张子善案。他感慨：“同样握重权，结局天壤之别。”不批评，不表扬，只是淡淡一句对比，却让屋子里的人都心头一紧。刘亚楼回忆那场公审，心中同样震动——当年，他带队检阅部队时就提醒骨干，“守财如守阵地”。
临别前，主席抬眼：“空军是烧钱的家伙，可也是护国的屏障。你若能把每一枚弹、一升油都用在刀口，国家就托付得起。”刘亚楼点头，“请主席放心。”主席又笑道：“衣服别再补了，做两套新的，算我批准。”这句话，比任何嘉奖都让刘亚楼受用。
接下来的数月，他把经费分为三栏：作战、训练、科研。凡不在三栏之内，一律砍掉。干部大会上，他拍着桌子说：“老百姓买布票都要掂量，我们空军凭什么浪费？”作风硬朗，传遍各航空兵师。
值得一提的是，1953年春的安东前线会议上，志愿军指挥员曾问：“再增十个飞行大队行不行？”刘亚楼拿出账本，三句并不算客气的话把会场噎住，“飞机买得起，飞行员练不出，地勤机库跟不上，增了也是摆设。”后来事实证明，他的坚持让有限资源发挥了最大效益。
1955年授衔，刘亚楼被授上将。他依旧那身老式呢制服，只把补丁换成了新布。外宾见了不解，中国干部笑而不语。有人私下问他，“花点钱做套新的怎么了？”他摆摆手：“穿得体面容易，管好经费难啊。”
1964年，他出访东欧，途中突感腹痛，被确诊为癌症。住院期间，仍在病床上修改防空作战方案。护士劝他别劳累，他答：“天上那点事，比我这点痛更急。”此后半年，他的批示依旧持续送往军委。毛主席得知后，多次嘱咐“亚楼要休息”。可命令之外，他仍偷偷工作。
1965年5月7日凌晨，刘亚楼病逝，年仅五十五岁。噩耗传到中南海，主席沉默良久，只留下八个字：“亚楼尽责，吾心甚慰。”那年秋天，空军后勤会议决定，节余经费的一部分，用于飞行员子女教育。文件开头引用了刘亚楼的话——“每一分都要飞向天空”。
人们后来谈起1952年的那两记军礼，总要附上一句：“那是廉洁最响亮的回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