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7日中午，北京西郊玉泉山的空气格外沉闷，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刚刚散场，几位与会者没有直接回城，而是拐进了另一间灯火暗黄的小会议室。谷牧坐在窗边，低头翻阅一份用红色铅笔勾满批注的简报，脚边的公文包静悄悄，却像压着千斤重石。此刻距“粉碎四人帮”正式宣布只有几个小时，但真正棘手的问题——上海局势——还没拿到手。
华国锋与叶剑英已决定对上海“放长线、稳住船”，可要稳，先得摸清暗礁。谷牧与袁宝华迅速列出一份名单，八个人，全部是经委和计委里久经考验的“救火队”。名单敲定后，谷牧只说了一句话：“任务紧急，今晚动身。”这短短十个字，定住了后面数百万人的安危。
8日拂晓，北京机场薄雾尚未散去，八人随民航首班机悄然起飞。同行人员身份各不相同：徐良图善调度，全国煤铁运量他张口就能报出数字；王德瑛对燃料分配一清二楚；曹大澄爱逛琉璃厂，外人只当他是字画票友。表面看，他们去沪参加工业对口协商，再正常不过。唯一不同的是，每人行李夹层里塞着一只袖珍密码本，专门记录每日情报。
飞机刚落虹桥，迎接的人影却迟迟未现。王守家拨通工交组值班电话，对方推说“房间已满”。此刻徐良图心里有数：上海帮派已嗅到不寻常的味道。果不其然，半小时后，一辆面包车急刹在机坪外，司机一句“春桥同志好吧”透出探听口风的意味。车子最终把八人送进衡山路一幢三层小楼，外表体面，内里却门窗上锁，仅用电梯出入，走廊里不断有人“擦桌子、理花瓶”，其实肩头的袖章清清楚楚——市民兵指挥部。
为了摆脱监视，众人当夜开碰头会。干志坚主张迂回打“工业牌”，提出主动要求去工交组汇报生产难题，吸引目光；曹大澄负责“暗线”，利用与王一平的旧交链打开局面。大家一拍即合，凌晨两点散会，各自销毁纸片，只留脑中提纲。
9日上午，曹大澄换上便装，腋下夹着长30厘米的扁盒——里头是黄胄凌晨赶就的《菊花螃蟹图》。他在法租界弄堂里左转右绕，终于在陕西南路一幢老公寓里见到王一平。房门一开，王一平先是眯眼端详那只画筒，随后侧身让进屋，低声说了句：“你总算来了。”短短七个字，隐去三年风雨。
里间坐着李庸夫，桌上摊着一张草稿纸，写满“民兵”“电台”“船坞”等黑字。王一平递过来一份速记稿，内容触目惊心：10月7日夜，徐景贤、王秀珍主持会议，决定把二千五百名骨干民兵集中至市区要害，三万余人通宵待命；另调动船厂机具，准备封锁黄浦江航道；广播电台已备“特别通告”稿件。马天水被召京后失联，帮派内部用暗语“我娘心肌梗塞”确认形势最危急。种种迹象直指：武装叛乱迫在眉睫。
曹大澄当即记下核心细节，夜里悄悄返回衡山饭店。八人再次合议，决定由李景昭立即飞回北京递交材料，其余七人继续周旋，以免对方察觉。10日凌晨，李景昭搭上南苑机场的军机，把文件直接送进谷牧手中。秘书连夜拟成《上海来信》第一号，清晨前就摆在中南海会议桌上。
华国锋、叶剑英审阅后，当机立断：先稳住上海高层。于是，马天水被“请”到钓鱼台，用电话通知徐景贤、王秀珍即日赴京“汇报”。两人自忖中央未动刀兵，误以为尚可周旋，匆匆登机离沪。这样一来，上海民兵系统瞬间群龙无首，所谓“一级战备”化为纸上谈兵。
上海帮派的“哑火”，让全国大局平稳过渡。事后回看，这场无声较量里，八人小组的价值并不在于枪杆子，而是信息争夺。没有那份第一手材料，北京无法判断对手底牌，稍有迟疑，就可能让叛乱在数小时内引爆。谷牧敢在风口浪尖派出自己最信得过的旧部，既因彼此多年共事的默契，也因对他们“能临危不乱”的笃定。
值得一提的是，八人中不少人后来仍在经建战线上贡献多年，名气虽不及统帅名将，却在幕后补天。徐良图主持过“六五”计划能源盘子，王守家参与了引进项目配套谈判，曹大澄把珍藏的《菊花螃蟹图》一直留在书房，据说逢亲友来访，总会指着那幅画半开玩笑地说：“看看这几只横行的小家伙，终究还是被定住了。”外人听不懂，他也从不多解释，只是莞尔一笑。
这桩“秘飞上海”的故事，后来零散见诸回忆录，直到世纪之交才逐渐被人拼起轮廓。它提醒世人：在大潮翻涌的年代，政策、经济、兵力，甚至一幅小小的水墨画，都可能成为左右历史的筹码。而那些没有显赫军衔、没有耀眼功勋的经济干部，曾在最关键的日夜，用手里的数据表和任务本，挡住了最危险的暗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