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19日清晨，呼和浩特城门刚开，街上却已挤满牵着骆驼的牧民。人们抬头看到城楼上挂出的五星红旗，窃窃私语，“绥远和平了。”谁也没想到，这面旗帜背后起决定作用的人，正是原国民党晋陕绥边副司令董其武。十天前，他还握着十万部队的生杀大权；此刻，他只对参谋们说了两句——“民心向哪边？咱就向哪边。枪口，不能再对着老百姓。”一句话，将多年战火定格在最后一声礼炮中。
胜利交接后，中央任命董其武为绥远省主席兼军区副司令。翌年春，风沙扑面，他第一次走进中南海汇报。毛主席点头寒暄，忽然提问：“你怎样看我们党的纪律？”见董其武略显局促，主席补上一句，“有话直说。”董其武沉声回答，“自律二字，打心里佩服；若有机会，我愿接受同样的约束。”双方谈到深夜，草原水利、民族团结一路聊下去，从此定下了互信的基调。
1950年10月，志愿军首批部队跨过鸭绿江。绥远起义官兵主动请战，中央决定以这支队伍为骨干组建第23兵团，由董其武任司令员，归彭德怀统帅。当时他已五十五岁，却整天腰里别着折尺，跟工兵勘测跑道。三座前沿机场要在冰雪中赶工，技术组担心周期太短，他挥手，“空军落不下来，地面就得挨炸，必须干。”冻土刨起如钢板，工兵的十指常常渗血，两个月后跑道依时通车，志愿军空军首次在朝鲜实现前沿起降，彭德怀拍电报称赞“难得”。
抗美援朝胜利归国后，23兵团改编为陆军第69军。番号缩小，可三万余官兵全是从鸭绿江火线上回来的硬骨头。令人意外的是，董其武主动给军委写信，请求改任军长。理由听上去朴素：“兵团拆分，老弟兄都在军里，我跟着他们更方便。”中央批准了请求。这份自降一级的申请，当年在总参一度引起不小议论，“司令员不当，偏要做军长，这人究竟图什么？”熟悉董其武的人却说，他只图带兵。
1955年军衔制即将实行，相关部门给出的评定方案里，董其武被列进上将名单：抗日有功、解放有功、朝鲜有功，三条硬杠任何人挑不出刺。消息送到他手里，深夜灯下，他提笔写信：“原任国民党中将，今授上将，不敢当。”字迹遒劲，却透着犹豫。第二天，批示送达中南海。毛主席阅毕，放下眼镜环视在座军委人员，语气平静却不容置疑，“谁给他的压力？他不可不授上将。”一句话敲定，评衔会场鸦雀无声，再无异议。
9月27日，北京人民大会堂灯火璀璨。走上主席台时，董其武戴着新制的大檐帽，腰背挺得笔直。他接过上将肩章与一级解放勋章，微微欠身，然后转向会场，一眼看见并肩浴血的老战友，眼圈忽然发红。掌声持续了好一会儿，连工作人员都说“今天的气氛和往年不一样”。
授衔后，69军奉命驻守京绥线。那条铁路越过草原，静夜能听见风吹沙鸣。董其武常骑马沿线巡防，时而用蒙古语与牧民攀谈，问盐碱地、问校舍，显得更像地方干部。有一次副军长汇报士兵冬衣短缺，他一听就火了，“先让兄弟们穿暖，财务缺口我来背。”这种直接到嗓子的脾气，全军上下谁都不陌生。
1960年初，他调任内蒙古军区副司令，开始与冰冷的国界线打交道。苏蒙边境偶有摩擦，他定下规矩，“冷火器对峙，热脑子处置”，既加紧修筑防线又死守不开第一枪。几年后珍宝岛局势紧张，东北告急，西部边境却始终稳如磐石。有人回忆，边防哨所简报里常出现一句话：“董副司令来过，问题当场解决。”
七十年代，他眼看老朋友一个个谢世，却依旧坐镇呼和浩特。有人劝他，“将军，该歇歇了。”他挥手，“边防还有漏洞，牧区孩子还没书读，哪来空闲？”1982年，中纪委批复同意其入党申请。那一年他八十四岁。入党宣誓时，他还是挂着那枚旧得发亮的上将肩章，声音却并不高，“迟到不怕，只怕不来。”礼堂里，没有掌声，只有几位年轻参谋偷偷红了眼。
晚年整理回忆录，他几乎不写个人职务起落，只写战友、百姓与战场细节：滹沱河漫水桥边，135师如何顶住日军坦克；大营镇仓促布防，一门老炮打退敌军突击；太白里洞机场首架战机落地时，工兵坐在雪上嚎着喊“我们成功了”。读来没有夸耀，却能闻到机器油味与冻土腥气。
1989年3月3日，他在北京逝世，终年九十一岁。讣告寥寥数行，却特意写明“原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灵柩经过复兴路，街边执勤士兵纷纷敬礼。那一天，许多人想起他说过的话——“荣誉够了，别再给；弟兄们需要，我就多干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