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突发奇想。7月庐山会议结束，紧接着是国庆十周年筹备，连轴的公务几乎把这位61岁的元帅拖垮。入秋以后，他时常咳嗽，半夜咳得警卫员不敢合眼。医生建议静养，可中南海里电话铃昼夜响，休息几乎是奢望。彭德怀琢磨再三，决定另觅清净之地，既避开嘈杂，也让医生调理方便。
9月29日晚，毛泽东批阅文件到深夜，听秘书汇报彭德怀已打包。灯光下，主席合上文件夹，略一沉吟，对正在门口等候的杨尚昆招手：“你去办件事，给老彭找个离城不太远、空气好、能种点庄稼的院子。”寥寥数语，却透着关照。
杨尚昆第二天便带总务、卫生、警卫几路人马跑遍海淀西山与香山一带。最终选中颐和园西北角挂甲屯的吴家花园：树多，水面阔，里外三进四合院，既能养病，也便于勤务保卫。9月30日黄昏，卡车再次发动，彭德怀的一箱箱《资治通鉴》《资本论》、厚厚的作战笔记和几捆锄头铁锹，一起驶向新居。
10月1日清晨，长安街彩旗招展，38辆坦克阵列待发。城楼上少了那位灰布军装的身影。彭德怀此时正系着旧围裙，在吴家花园点册清单。礼炮声传来，他抬头望向东南，低声说：“热闹归热闹，身子骨要紧。”
第一圈巡视，他就发现墙根有一块荒地，还有一口多年失修的泥塘。脚下一踩，泥底柔软，水汽扑面。“好土。”话音落，他卷起裤脚踩进池底，手掌挖起一把黑泥，闻了闻，乐得眯眼。随行的警卫员犹豫着想去扶，被他挥手止住：“泥里呆惯了，没事。”当天下午，五只柳条筐满满当当，黑泥被均匀铺进新开的菜畦。
院子里很快有了生气。萝卜、西红柿、向日葵排排站，墙角那株葡萄也被修枝，枝蔓沿藤架舒展开来。彭德怀规定自己每天早晨五点半起床，拳脚功夫半小时，随后浇水松土；早餐后看报批阅文件；午后到中央党校图书馆查资料；傍晚出门散步。有时村里小孩跟着他跑，嚷着“彭爷爷，讲故事！”他停下，摘一串葡萄：“先帮我挑两只虫子，再讲。”
和村民打成一片纯属天性。他了解大家用水难——全靠一口雨水井，旱季就干。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准备在院内打一眼机井保障首长生活用水，彭德怀听完却摇头：“我一人用算什么福气？井口往外挪，乡亲们也能吃上。”就这样，机井打在墙外西北角，出水那天，清流哗啦啦涌进新砌的水池，乡亲们排着队，一箩筐一脸盆，高兴得直抹汗。
然而好景不长。警卫担心安全，门口开始限制出入。村妇拎着水桶被拦下，尴尬站在路口。彭德怀得知后，叫来秘书景希珍：“管子买长一点，穿墙引出来，再砌个敞口水槽，大家随时打。”三天后，水管穿过围墙，水声潺潺，孩子们跳着脚往家跑，连带一片欢笑。
水通了，用电仍是难题。村里十四户人家晚上靠煤油灯，遇上刮风就一片漆黑。彭德怀把家里仅有的600元储蓄取出，交给地方供电所，再托总务协助埋杆布线。一个多月后，小屋亮起白炽灯，许多老人说这是头回在自家屋里看清针脚。对元帅的感激，没写进报纸，却实在烙在村民心里。
休养期间，他也没离开军队建设。总参送来的一摞摞材料，被他用红笔圈圈点点；对部队粮秣、战备的意见，一封封电报发往各军区。病情稍缓，他先后到石家庄、天津部队调研，嘱咐军医加强战备医疗，“要让战士抬头见到军医班”的理念，就是那时提出来的。
有人劝他多歇着，他摆摆手：“人闲了，病就多。”身边医务人员却观察到，他夜里仍咳，偶尔咳出血丝。即便如此，清晨的拳脚声、锄头铲地的啪啪声，从未间断。这个院子因为他的作息节奏，成了附近村民清楚的钟表。
1965年春，彭德怀奉命离京赴大西南工作。临行前，他把院中蔬菜连同翻好的地一并交给村里：“都种上。收了菜，记得给孩子们分点儿。”那天，老乡们把一捆捆青菜装满箩筐，送到他车前。彭德怀摆手推回，只留下了两棵最大的大白菜，说是“路上做咸菜正好”。
搬离中南海后，他把生活拉回农田式节奏，从未把休养当作远离人民的藉口。水井、电线、菜地这些看似琐碎的小事，恰恰是他心里再自然不过的大事。吴家花园的墙依旧在，墙外那口水槽早已拆除，但村里老人提及往事，依然会说：那年要不是彭老总，我们怕是还在挑雨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