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是后半夜下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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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几滴,敲在会所门口那排黑色车顶上,声音很轻。后来越下越密,像有人拿一把豆子,哗啦一声,直接撒满了整条街。

“啪!”

最后一张牌被谭副局长重重摔在桌上。他脸红得发亮,眼角都是酒气熏出来的潮湿褶子,笑得整间包厢都在抖。

“哈哈哈,小文,你这手气,真是咱们单位的送财童子啊!”

我坐在他对面,脸色白得像纸,嘴唇发抖,盯着桌上那堆刚刚还在我这边、现在已经被推过去的筹码。

整整一晚上,三万块。

那是我不吃不喝差不多半年的工资

马伟坐在旁边,夹着烟,笑得阴阳怪气:“谭局洪福齐天。小文这是给咱们上了一课,什么叫舍得。年轻人,眼光长远点嘛,钱没了还能挣,领导开心可不是天天有。”

钱处长没说话,只是笑,看着像没听见。等牌局散了,他慢吞吞站起来,像往常一样把外套往肩上一披,经过我身边时,轻轻拍了下我肩膀。

那力道不重,像安慰,也像提醒。

我低着头,把钱包翻了个底朝天,装出一副输得脑子都木了的样子。包厢里一股混杂的味儿,烟、酒、男人身上的汗、红木家具打了蜡的油味,全搅在一起,闷得人胸口发堵。

我跟在他们后面往外走。

走廊灯很暗。金色壁灯照在地毯上,照不透,反倒显得更阴。快到拐角时,钱处长突然加快两步,像怕被人看见似的,把一个硬邦邦的烟盒塞进我挎包里,压低声音,只说了四个字。

“干得不错。”

我脚步停了一下。

那条“华子”的重量,不对劲。

我没回头,也没问,直接出了门。

门外雨已经大了。冷风顺着领口往里钻。我站在台阶下,伸手拦车,手心里都是汗。不是因为输掉了那三万块。那三万里,只有两千是我的,剩下的是单位里几个人“借”给我的,借的时候笑眯眯,说年轻人多见见世面。可那两千,是我妈这个月的药钱。

我把牙咬得发酸。

出租车来了,刹车灯在雨雾里红得发糊。我坐进去,报了地址,然后才把包抱到怀里,像抱着一块烧红的铁。

司机从后视镜里看我一眼:“兄弟,脸色不太好啊。喝多了?”

我说没有。

其实不是喝多了,是那股气堵在喉咙口,咽不下,也吐不出来。

我叫文然,三十一岁,市住建系统下面一个小科员。进单位四年,不算混得好,也不算太差。没背景,没门路,嘴不甜,酒量一般,唯一能拿出手的,大概就是脑子转得快一点,文件写得顺一点。可这种东西,在很多场合里不值钱。

尤其是在牌桌上。

至少,别人是这么以为的。

我回到家时,已经快十二点。楼道里的声控灯坏了,黑漆漆的。我摸着墙上楼,鞋底沾了水,走一步就“吱”一声。到门口,钥匙插了两次才插进去。

门一开,屋里传来淡淡的中药味。

我妈已经睡了。她房门虚掩着,里面没开灯,只有床头监测仪一点幽蓝的光,一闪一闪的。我站在门口看了会儿,没进去。

然后我回到自己屋,把灯关上,只开了书桌上的一盏小台灯。

那条烟被我从包里拿出来,放在桌上。

我看了很久,才拆开。

里面没有烟。

是钱。整整齐齐,卷得很实。再往里摸,一张对折的纸条,卡在最里面。

我把纸条摊开。

上面就一句话。

“明晚九点,金鼎会所,八零八。别演错。”

字是钱处长的。

我盯着那几个字,后背慢慢起了一层凉意。

不是因为我看不懂。恰恰相反,是因为我太懂了。

从今晚坐上那张牌桌开始,我就知道这不是一场普通的消遣。谭副局长爱打牌,爱赢,更爱看人输得难看,这在单位里不是什么秘密。他不是那种穷凶极恶都写在脸上的人,平时开会讲话,甚至称得上和气。可他有个习惯,喜欢把人放在自己手里掂量。

能不能用。好不好用。什么时候用。值不值得留。

今晚,我演了一整晚。

我故意算错牌,故意拆顺子,故意在明明能压的时候装犹豫,故意把自己演成一个想巴结领导、却又实在没本事、输了钱还不敢翻脸的窝囊废。

谭建国信了。

马伟也信了。

桌上的每个人都信了。

可他们不知道,我大学时最拿得出手的,不是写材料,也不是考试,是打牌。不是街边摊那种斗地主,是德州。我跟着我爸学的。我爸活着的时候,最常说的一句话是:牌桌上最吓人的,不是会赢的人,是会输的人。会输,才能让别人把喉咙露出来。

我已经很多年没碰那东西了。

我爸死后,我妈最恨的就是牌。

她说那玩意儿吃人,不见血。

我把纸条捏在手里,指关节一点点收紧。台灯的光黄得发旧,照在那几捆钱上,像照在一堆烫手的证据上。

我知道,明天晚上之后,很多事就回不去了。

可我也知道,我没得选。

我妈住院那阵,手术费还差八万,是钱处长帮我垫上的。他没让我写借条,只说单位里有困难帮扶,先救人要紧。后来我才知道,那钱根本不走账,是他自己拿的。那天我站在病房门口,听见护士在问谁是家属,我手都在抖。

人情这东西,一旦欠下,很多时候不是还钱就能还清的。

更何况,钱处长找我,不光是因为钱。

还有我爸。

第二天上午,审计组进驻单位。

消息像风一样,半小时就吹遍了整栋楼。走廊里脚步声一阵一阵的,打印机一直响,茶水间里没人说笑,连平时最会来事的几个都缩着脖子。有人说是上面临时决定的,也有人说早就盯上了,项目那边账有问题。

城南那个旧改项目,拖了三年。拆迁、回迁、招标、补偿,一路闹到现在。群众堵过门,记者来过,市里开过好几轮协调会,最后都压下去了。表面看是程序复杂,背后谁都清楚,不只是复杂。

只是没人敢往深里说。

中午我去食堂打饭,刚端起餐盘,就听见背后有人叫我。

“文然。”

我回头,钱处长站在柱子旁边,手里拿着一杯豆浆。他脸色比平时更沉,眼镜后面的目光有点冷。

“吃完到我办公室。”

我点点头。

他转身就走了,没多停。

食堂里菜很咸,我却一口都没吃出味儿来。旁边桌上坐着马伟,他端着汤,笑得一脸神秘,冲我挑眉:“昨晚没睡好吧?三万呢。嫂子没闹?”

我说我没结婚。

他愣了一下,随即更乐了:“那更好,没人管。就是你妈那边,别让老人知道,省得上火。”

他说这话的时候,筷子在碗边上敲了两下,轻描淡写,像闲聊。我却盯着他袖口那道浅浅的婴儿奶渍看了几秒。

他女儿才五岁,听说常年生病。他平时见谁都低头哈腰,谭建国让干什么就干什么,跑腿、挡酒、递话、背锅,什么都接。我以前挺瞧不上他,觉得这人没骨头。可后来有一次半夜加班,我看见他躲在消防通道里打电话,电话那头应该是医院,他蹲在地上,一边捂着嘴哭,一边跟人说,药再缓两天,钱马上就到。

那天之后,我没那么瞧不上他了。

人活到某个份上,很多骨头不是自己想弯,是被生活一寸寸压弯的。

但弯了,不等于没错。

我进钱处长办公室时,他正站在窗前打电话。窗外天阴着,玻璃上映出他模糊的影子。

他挂了电话,没寒暄,直接把一部新手机推给我。

“里面有你今晚要用的东西。资料、联系人、说辞,都在备忘录里。看熟。”

我没接,先问了句:“为什么是我?”

他看了我一眼,像早就料到我会问。

“因为你会打牌。因为你嘴严。因为你妈那次手术,是我帮的,你心里有数。还有,”他顿了顿,“因为你爸。”

我手指一僵。

“你认识我爸?”

“认识。”他说,“很早以前的事了。你爸不只是会打牌,他还救过我一回。”

我没说话。

我爸在我印象里一直是个很安静的人,修东西,泡茶,教我算概率,夏天穿背心坐在阳台扇风。别人家父亲教孩子写作业,他教我认花色,教我看人眼神,教我什么时候该收,什么时候该放。他说牌是死的,人是活的。你赢牌,不如先读人。

后来他出事,死于车祸。至少,家里一直是这么说的。

钱处长像是看穿了我的心思,却没解释,只是说:“你爸不是你以为的那样简单。我现在没法跟你说太多。等这件事结束,如果你还想知道,我告诉你。”

屋里安静了几秒,只听见空调出风口细细的风声。

我伸手把手机拿了过来。

“我要做什么?”

“今晚进去,坐上桌,赢他。”钱处长看着我,一字一句,“不是赢一把,是赢到他发慌。赢到他自己把底牌翻给你看。”

“然后呢?”

“然后让他以为,你不是冲钱去的。”

我心里明白了七八分。

审计组在明面上查账。可像谭建国这种人,走到这位置,不会只靠桌面上的东西活着。他肯定有别的账,有别的路,有能让自己抽身的后手。正常流程未必能一下撬开。可赌徒有赌徒的死穴。人在快输光的时候,最容易乱。乱了,就容易说真话。

说白了,他们是要我去当一把刀。

不体面,但好用。

“马伟呢?”我突然问。

钱处长沉默了一下,才说:“他也不是干净的。只是有些脏,不是他想碰的。”

“那他女儿的药呢?”

“追回来的钱,优先补那个口子。”

我点点头,没再问。

从办公室出来,我一路走回工位,脚步很稳,心却在一点点往下沉。不是怕。我只是突然觉得,这事比我昨晚想的还要深。

下午四点多,审计组带走了财务处一个姓罗的副处长。听说是从会议室直接带走的,连包都没让拿。人一走,办公室里像炸了锅。有人说老罗完了,有人说只是配合调查,有人赶紧翻自己抽屉里的票据和报销单,脸都白了。

谭建国没露面。

马伟也不见了。

六点下班,我没回家,先去了趟医院。我妈靠在病床上看电视,声音开得小,看到我来了,就问:“脸色怎么这么差?单位又忙了?”

我说嗯,年底项目多。

她信了。或者说,她知道我没说实话,也不拆穿。她拿起床头切好的梨,递给我一块。我接过来,咬了一口,凉,甜,带一点放久了的水气。

“昨天晚上又应酬了吧?”她忽然说。

我手一顿:“怎么这么问?”

“你衣服上有烟味。还有酒味。”她看着电视,没看我,“你爸以前回来,身上也常有这味儿。”

我喉咙一紧。

“妈,”我问,“我爸以前,真的只是普通司机吗?”

她终于转过脸看我。

病房里光线发白,她脸上皱纹比以前深了很多。她看了我很久,像是在掂量什么,最后只说了一句:“人走了,就让他走干净点。别翻旧账。”

我没再问。

可那一瞬间,我知道,家里有些事,从来没跟我说透过。

晚上八点四十,我站在金鼎会所门口。

这里比御景轩更静,也更贵。门口没有招牌,只有一面水墙,灯从下面打上来,水流得像一层银色薄布。门童穿黑西装,连微笑都像训练过的,一分不多一分不少。

我报了包间号。对方什么都没问,直接把我领了进去。

走廊铺着厚地毯,脚踩上去一点声音都没有。空气里有很淡的雪松香,压着酒味。走到八零八门口,门童替我推开门,一股更浓的烟味立刻扑面而来。

房间不大,但摆设很讲究。中间一张长牌桌,灯光只照桌面,四周都暗。像戏台。

谭建国坐在主位,穿一件深灰色衬衫,领口松着,脸上看不出白天那种烦躁,反而有点强撑出来的松快。九爷坐在左边,光头,脖子上一圈金链子,手背有旧刀疤。还有两个我不认识的人,看气质像生意场上的。马伟站在角落,给几个人添酒。

他先看见我,手一抖,酒洒出来一点。

谭建国顺着他的目光抬头,看见我,也愣了两秒。

他显然没想到会是我。

“你来干什么?”他皱眉,眼神一下就冷了。

我把包往桌上一放,拉开拉链。里面的现金码得很整齐。

“来翻本。”我说。

屋里静了一下。

九爷先笑了,笑声沙哑:“谭局,这位是?”

谭建国盯着我,像要把我脸上看出个洞来。昨晚我在他眼里还是个输红眼的愣头青,今晚却拎着钱、站得直直的,像换了个人。

“我单位的。”他慢慢说,“昨天刚输给我三万。”

“那更有意思了。”九爷弹了弹烟灰,看向我,“小兄弟,知道这儿玩的是什么吗?”

“知道。”我把外套脱了,搭在椅背上,“德州。盲注多少都行,别太小就行。”

九爷挑了下眉。

马伟脸色彻底变了。他盯着我,像终于意识到哪里不对。昨晚那个连斗地主都像不会的人,怎么会一开口就是这个?

谭建国没说话,只是忽然笑了。

那笑很短,也很冷。

“行。”他往后一靠,手指在桌面上点了点,“我倒想看看,你昨晚到底是手气差,还是故意装傻。”

我拉开椅子坐下。

椅面是真皮的,有点凉。

荷官开始洗牌,扑克牌在手里飞快穿梭,刷刷作响。我盯着桌面那一圈白光,突然想起我爸那只旧台灯。小时候他就坐在灯下,一张一张给我发牌,手很稳,声音也很稳。

“别急着赢。先让他觉得你不过如此。”

第一圈,我弃牌。

第二圈,我跟注,不看牌面表情。

第三圈,我小赢了一点。第四圈,我故意在一手边缘牌上多跟了两轮,最后输掉。谭建国慢慢放松下来。他这种人,疑心重,可一旦确认对手没想象中可怕,就会越来越想证明自己。

这正合我意。

九爷一边抽雪茄一边看我,眼神一直没离开过。那不是普通围观,是在量人。他这种地方的人,见过太多输赢和翻脸,谁是真会,谁是瞎蒙,几把牌就能看出个大概。

半小时后,桌上的筹码开始朝我这边慢慢聚。

我赢得不快,甚至有点拖。像猫逗老鼠,不一下咬死。

谭建国脸上的笑意淡了。

马伟给他换了第三杯威士忌,手已经不太稳,冰块碰到杯壁,叮当作响。那声音特别脆,在安静的包间里听着有点刺耳。

“你以前藏得挺深啊,小文。”谭建国说。

“还行。”我把一枚筹码弹到指尖,又放回去,“混口饭吃,总得会点东西。”

“那昨晚呢?”

“昨晚不是陪您开心吗。”

这话一出来,马伟先吸了口冷气。

谭建国盯着我,眼里那层酒意彻底散了。

他听懂了。

也正因为听懂了,火才真正起来。

下一把牌很大。

我拿到的是口袋Q。翻牌出来,中了暗三条。

这是副很容易让人失控的牌。

我压着情绪,只做最普通的动作,跟,过,偶尔加一点。谭建国底牌应该有A,他看公共牌的第一眼,嘴角就动了。我知道,他觉得自己大概已经在前面。

人一旦觉得领先,就想吃更多。

转牌落下来,是张K。

他开始加重注。

我跟。

河牌是张废牌。

谭建国的呼吸变了。很轻,但我听得见。他右手拇指和食指搓了一下筹码边缘,这动作昨晚我见过很多次。每次他想狠狠干一把,都会这样。

果然,他把面前大半筹码全推了出来。

“跟不跟?”

屋里很静。

灯光照在他脸上,能看见鼻尖细细的一层汗。

九爷不说话。

另外两个人也不说话。

马伟站在后面,眼神发直。

我看着那堆筹码,没有立刻动。故意停了几秒。让所有人都以为我在算,在怕,在犹豫。

然后我把自己面前的筹码,一把推了出去。

“跟。”

荷官示意亮牌。

谭建国先翻,一对A,两对。

他脸上刚冒出一点压不住的狠劲,我把牌掀开。

三条Q。

像一盆冰水,从头浇到脚。

他愣住了。

不是简单的输赢,而是那种明明觉得自己站在高处,结果脚下地板突然没了的失重。表情先是空白,再是不信,再是猛地发沉。

“这不可能。”他低声说。

我看着他:“牌就在这儿。哪不可能?”

马伟整个人都僵了,嘴唇动了动,没出声。九爷把雪茄按灭,终于正眼打量我。

那一把之后,局势全变了。

接下来一个小时,谭建国连着输。

不是每把都大输,可他就是一直赢不回来。越想赢,越乱。越乱,越送。

他开始不停喝酒。衬衫后背湿了一片,脸却越来越白。中途有一次,他去洗手间,回来时眼睛发红,不知道是洗了脸,还是在里面砸了什么。

我知道火候差不多了。

再赢下去,人要么翻脸,要么散局。我要的不是把他按死在桌上,是让他自己开口。

最后一把,我故意做了个局,让他觉得自己抓到了我虚张声势的尾巴。

他果然上钩,梭了。

结果还是输。

这一回,他没立刻说话,只坐在那儿,胸口一下一下起伏,像在忍什么。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抬头看我,声音压得发哑。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靠在椅背上,转了转手里的杯子。杯底冰块快化完了,剩一点薄薄的凉水。

“想聊聊。”我说。

九爷看了我们一眼,很识趣地起身:“你们慢慢聊。”

另外两个人也跟着走了。马伟本来也想溜,被我叫住。

“你留下。”

他脚一软,停在原地。

门关上后,房间里更安静了。空调风吹着烟雾,烟一缕一缕往上飘,像谁烧纸没烧干净。

谭建国终于不装了。

“谁让你来的?审计组?纪委?还是钱东海?”

他一口气问了三个名字,最后那个,说得最重。

我没回答,只是看着他。

有时候,沉默比承认更吓人。

果然,他脸上的肌肉抽了一下,眼神也变了。像是很多零碎的线头,突然被他抓到了一根。

“是他。”他笑了一声,笑得发苦,“我就知道,除了他,没人会绕这么大个圈子。”

马伟站在角落,脸上一阵青一阵白。他大概到这时候才彻底明白,今晚不是普通牌局,是局中局。

“谭局,”我说,“城南项目那笔钱,账上还差多少,你心里有数。审计组今天带走了谁,你也看到了。继续拖,对你没好处。”

“你威胁我?”

“不是威胁,是提醒。”

“你算什么东西,来提醒我?”他猛地拍桌子,杯子都震得一晃,“一个靠我赏饭吃的小科员,今天在我面前装什么?”

他说这话时,脖子上青筋都鼓起来了。

我看着他,忽然想起昨晚他摔牌时那个笑。一样的红光满面,一样的理直气壮。很多人坏,不是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坏,是因为他太习惯了赢。习惯所有人让着他,怕着他,捧着他。时间久了,他真会以为那叫本事。

“那三万块,”我轻声说,“我妈的药钱。”

他怔了一下。

“你拿得挺顺手。”我继续说,“还拍着我肩膀,说年轻人输赢很正常。对你来说,三万就是一晚上高兴高兴。可对别人,可能是命。”

谭建国看着我,眼神闪了闪,随即又硬起来:“少跟我扯这些。牌桌上愿赌服输。”

“对。”我点头,“那城南那些拆迁户呢?他们也是愿赌服输?”

这句话出去,屋里像被什么东西掐住了。

马伟忽然抬起头。

他是最清楚项目里那些事的人之一。材料怎么做,表怎么补,谁的名字删了,谁的钱晚发了,谁闹起来要去拦,他都参与过。只是他以前总安慰自己,我只是办事的,我说了不算。

但说了不算,不等于没做。

谭建国沉了脸:“你到底想要什么?”

“账户。”我说,“还有密码。”

他一下笑了,笑得挺狠:“你当我傻?”

“你不傻。”我说,“所以你更该知道,现在什么最重要。”

“我要是不给呢?”

“那就等着查。”我看着他,“你有后手,别人也不是吃素的。你以为那些钱转出去,就真没人碰得着?现在主动交出来,和被追出来,不一样。”

“哪不一样?”

“主动,或许还能算个态度。被追出来,那就是死局。”

我说得很平,可每个字都落得实。

谭建国不出声了。

他低头看着桌面,像在算。算自己还有几条路,算谁能保他,算值不值得赌最后一把。

赌徒就是这样。输了前面那么多,最放不下的不是钱,是总觉得下一把能翻。

可有些桌子,坐下去就没有下一把。

沉默持续了很久。外面雨又大了,砸在窗上,噼里啪啦。空调吹得人手背发凉。

最后,先崩的是马伟。

他突然走过来,扑通一声跪下了。

“谭局,你就说了吧。”

谭建国猛地抬头:“你说什么?”

马伟脸上全是汗,声音也抖:“我女儿的药……真的是被那笔钱压着吗?”

没人接话。

可有些事,不回答就是回答。

马伟眼睛一下红了。他跪在那儿,像被人抽掉了骨头,肩膀不停发抖。不是装的。那种声音我以前在医院楼道里听过,家属拿着单子、交不起钱的时候,就是那样。

“我跟了你这么多年……”他喃喃地说,“我给你背了多少事,挨了多少骂,我都认。可我女儿才五岁。”

谭建国脸上的表情很复杂。恼火,厌烦,心虚,甚至还有一点被冒犯的不甘。

他可能从来没把马伟当人,只当顺手的一件工具。现在工具忽然在他面前哭,他反而不知道该摆什么脸。

我把纸和笔推过去。

“写吧。”

谭建国看着那张白纸,像看一口井。

“我要是写了,我老婆孩子怎么办?”

“你现在不写,她们也未必好过。”我说,“至少你写了,钱回来,她们还有转圜。你不写,拖到最后,谁都保不住。”

这是实话,但也不全是实话。

我没资格替任何人保证什么。可我知道,他现在最怕的,早就不是自己,是家里那点体面和退路。

人到这一步,最可笑。钱是为家里拿的,真出事,第一个想到的还是家里。

谭建国握住笔,手抖得厉害,笔尖在纸上戳出一个小黑点。

他写了第一个账号。

然后第二个。

第三个。

房间里只剩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和马伟压抑不住的抽气声。

我盯着那张纸,脑子里却忽然闪过我妈在病房里说的那句话。

别翻旧账。

为什么不让我翻?

我爸到底是什么人?钱处长为什么会认识他?是不是这套局,这种脏和险,我爸当年也走过一遍?

我胸口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等谭建国写完,已经像脱了力。他把笔一扔,整个人瘫在椅子上,额头上都是冷汗。

我拿起那张纸,看了一眼,拍照,发了出去。

接收人只有一个。

钱处长。

不到两分钟,我手机震了一下。

“收到。按原计划。”

原计划是什么,他没写。我也不用他写。到这一步,该来的人会来。

果然,十分钟后,门外响起敲门声。

不急,不重,三下。

像某种早就约好的信号。

谭建国听见那声音,肩膀瞬间垮了。整个人像一下老了十岁。他闭上眼,喉结动了两下,却什么都没说。

我站起身,走到门口,手搭在门把上时,忽然听见他在身后开口。

“文然。”

我回头。

他看着我,眼神里第一次没了那种高高在上的东西,只剩疲惫。

“你爸当年,也来过这条路。”

我心里猛地一沉。

“什么意思?”

他笑了笑,笑得有点怪。

“你去问钱东海。或者,问你妈。”他停了一下,“别把谁都当好人。你今天能坐在这儿,不是因为你干净,是因为你有用。”

说完这句,他就不再看我了。

门外的人又敲了一次门。

我把门打开。

外面站着几个人,穿着普通夹克,看不出身份,但眼神很稳。为首那人冲我点了下头,直接走了进去。

接下来的事,和我没什么关系了。

马伟被带走时,回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很难说是什么。有求,有怕,也有一点说不清的恨。可能在他看来,如果不是我,今晚一切还不会摊开。可如果不是我,他女儿的药也未必能回来。

人和人之间,有时候就是这么拧巴。

我下楼的时候,雨已经小了。

会所门口那面水墙还在流,灯光照上去,一层一层,像什么都没发生过。街边积了水,霓虹灯落在里面,碎成一块一块的红和蓝。

钱处长的车停在路边。

我坐进去,一股皮革和淡淡茶叶的味儿扑过来。他手里拿着手机,屏幕亮着,不知道刚回完谁的消息。

“辛苦了。”他说。

我把头靠在椅背上,闭了闭眼:“他说我爸当年也走过这条路。”

车里静了几秒。

“他说的,不全是假话。”钱处长终于开口。

我转头看他。

“你爸以前帮过我,也帮过别人。不是牌手那么简单。”他看着前挡风玻璃上的雨痕,声音低下来,“有些账,不是靠查能查出来的。得有人进去,得有人装傻、装坏、装输。你爸干过。”

“那他是怎么死的?”

我问得很快,几乎没给自己留反悔的余地。

钱处长沉默了很久。

窗外一辆车开过去,溅起水花,啪一声打在车门上。

“车祸是真的。”他说,“但不只是车祸。”

我手心一下凉了。

“谁干的?”

“没有证据。”他说,“或者说,证据早没了。”

“所以你现在是拿我,继续走他的路?”

我问完这句,自己都愣了一下。语气有点冲,像火压不住了。

钱处长没生气,只是偏头看了我一眼。

“我确实用了你。”他说得很直接,“但我没逼你。文然,这个局你完全可以不进。进了,就别把自己当成一点灰都不沾的人。没人是。”

这话很难听,可我一句都反驳不了。

因为他说得对。

如果我真那么干净,昨晚就不会坐上那张桌。今晚也不会拿着别人给的钱,去把另一个人逼到绝路。

我是为了我妈的手术费,为了欠下的人情,为了心里那点不甘,也为了想知道我爸是谁。

没有哪一个理由是纯白的。

车开到医院附近时,我让他停下。

“这么晚还去?”他问。

“去看看我妈。”

他点点头,没拦。

我下车时,雨已经停了。空气里全是湿土和柏油路混在一起的味道,有点凉,也有点腥。远处天边裂了一道很浅的灰白,像快亮了。

病房里灯关着,我妈睡着了。

我坐在床边,听她均匀的呼吸声,突然觉得这一晚像过了一年那么长。手机还在震,单位群里消息一条接一条,通知、传言、问候,全堆过来。我没看。

我只是看着我妈放在被子外面的手。

那只手很瘦,青筋都看得见。小时候她就是用这只手给我缝校服、削苹果、打我脑袋,也在我爸出事以后,一个人把我拉大。

我轻轻把她手塞回被子里。

她没醒,却低低说了句梦话。

“别学你爸……”

我整个人僵住。

原来她什么都知道。她不是不知道我今晚去了哪,也不是不知道我爸以前做过什么。她只是一直在装没看见,像我昨晚在牌桌上装不会打牌一样。

人这一辈子,怎么老是在演。

第二天一早,单位通报就下来了。

谭建国,接受调查。

名单很长,不止他一个。

办公室炸了锅。有人倒吸凉气,有人偷偷关电脑,有人打电话声音都压不住抖。也有人跑来拍我肩膀,问我昨晚在哪儿、知不知道什么情况。我都说不知道。

中午,钱处长让我去他办公室。

他桌上放着一份档案,已经有些旧了,边角卷起来。我一眼就看见封面上的名字。

文远山。

我喉咙一紧。

“这是你爸当年留下来的部分材料。”他说,“不完整。很多东西没了。你要看,就拿去。看完以后,想怎么想,是你的事。”

我伸手去拿,指尖却停在半空。

“你和他,到底是什么关系?”

钱处长靠在椅背上,像一下疲惫了很多。

“同路人。也算……欠他命的人。”他说,“但文然,我再说一遍,别把谁都想得太好。包括你爸,也包括我。”

我拿起那份档案,纸张很凉。

里面有什么,我还没看。

可我已经知道,不会是什么让人轻松的东西。

从办公室出来时,走廊很长,窗外阳光照进来,地上一块亮一块暗。我抱着那份档案往前走,忽然看见保洁阿姨正蹲在墙边,用抹布一点点擦地上的水印。

昨晚下雨,鞋底带进来的泥,干了,留下灰黄的一圈一圈。

她擦得很认真,擦完一道,又去擦下一道。

像很多事,明明发生过,最后也只是被人默默擦掉。

傍晚我回家,路过小区门口的小卖部,顺手买了条烟。还是华子。拿在手里,沉甸甸的,我下意识捏了捏,当然,里面只有烟。

老板娘笑着说:“现在年轻人抽这么贵了?”

我说不是我抽,送人的。

她哦了一声,低头找零钱。

风吹过来,卷着一点雨后残留的潮气。我抬头看了看天。云还没散净,边缘却被夕阳烧出一层暗红。

我忽然想起第一晚,走廊里那条塞进我包里的烟。

开头是它。

现在又是它。

很多事像绕了一圈,又回到了原地。可真回到了原地吗?好像也没有。

我拎着烟往家走,脚下积水映着天光,一晃一晃的。楼道还是坏灯,还是黑。我摸着墙往上走,走到三楼时,楼下传来谁家孩子的笑声,脆生生的,很近。

我停了一下。

口袋里的手机震了震,是钱处长发来的消息。

“档案看完,来找我。”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没有立刻回。

门开后,屋里还是那股淡淡的中药味。

我把那条烟放在桌上,又把我爸的档案放在旁边。两样东西并排摆着,在昏黄灯光下,影子叠在一起。

窗外天已经快黑透了。

远处有人在放鞭炮,不知道是谁家有喜事,啪、啪、啪,一声接一声,闷在夜色里,听着倒有点像牌落在桌上的声音。

我站在窗边,没动。

风把窗帘吹起来,轻轻蹭过我的手背。

有点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