灶膛里的火苗早熄了，可那股子红烧肉的油香，还黏在门框边，混着老屋木头的潮气和樟脑丸的冲劲儿，钻进人鼻子里就不肯走。宋青山坐在硬木沙发里，脊背挺得比庙门口那根老旗杆还直，连他自个儿都懒得去想这姿势是何时刻进骨头里的——改？不改。他穿得实在不像个刚上任的市委书记：藏青夹克肘部磨出毛边，衬衫领子洗得泛灰，脚上那双黑布鞋，鞋帮子还沾着点没掸干净的泥星子。大伯宋福贵蹲在院门口抽旱烟，烟锅一明一暗，照着他脸上刀刻似的纹路。他没抬头，只从烟雾后面说：“青山啊，这次回来，怕是待不了一宿吧？”宋青山没应声，只把茶杯捧在手里，温的，不烫，但那花茶的涩味，一下顶到了嗓子眼。
没人提“市委书记”这四个字，直到周文彬穿着白衬衫、拎着磨旧的蓝皮文件夹，站在院门口问：“请问，宋书记是在这儿吗？”那声音不急不缓，像水滴进深井。婶婶手里的碗停在半空，红烧肉颤巍巍的，油珠子滚下来，落在水泥地上，洇开一小片深色。宋青山站起身，没换表情，也没抬高嗓门，只点点头：“周市长，进来说。”
后来才晓得，那份蓝皮文件夹里头，躺着平州市纺织厂的“病历”：负债1.2亿，净资产不到4000万，五百三十二名职工，工资欠了整整十一个月，医保断缴从2023年7月开始。刘振国当了八年厂长，债务翻了六倍；市里前前后后推过三版安置方案，职工代表老李工龄三十八年，按“买断”最多拿不到六万块——够不够他儿子省城大学两年学费？够不够给媳妇每月透析四千多的尿毒症？够不够养一个自闭症孩子和一个小学生？没人算，但大家心里都有一本账，比审计局的凭证还厚。
宋青山真去查了。不是坐在办公室听汇报，是带着笔记本蹲在职工家的灶台边，听人讲老婆药罐子怎么熬空了，讲女儿奖状贴满墙却交不起下学期书本费。三天后审计报告出来，钱去哪儿了？两千万设备更新款，进了刘振国小舅子名下的“鼎盛商贸”，公司三年前注销；八百万原材料采购，转到远房表亲的“鑫源贸易”；五百万“职工福利”，直接打到刘振国老婆个人账户……真正用于厂子生产的，还不到三千万。
刘振国被请走那天，正坐在厂门口晒太阳，衬衫扣子系到最上面一颗，皮鞋擦得锃亮。宋青山没多说话，只让他回办公室，喝了一杯凉透的水，然后轻声讲：“我给你两天时间。”
一个月后，宋青山又回了趟家。傍晚，村口老槐树影子斜斜地铺在地上，大伯还在小板凳上择豆角，听见车声抬头，手里的豆角掉了几根。晚饭照旧有红烧肉，肥瘦相间，颤巍巍地冒着热气。宋青山夹了一块，咬下去，还是那个味儿。隔壁桌的李伯隔着院墙喊：“青山！镇上那个说你‘太嫩干不长’的老张，昨天又被你大伯堵在供销社门口掰扯了半小时！”宋青山笑了，没应声，低头扒饭。院外蟋蟀叫得正响，一声紧似一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