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解放战争，很多人都听说过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这事儿，可这一仗到底有多关键？美国学者傅高义在《邓小平时代》里说影响不大，但国军中将郭汝瑰却给出了截然相反的答案。他研究了一辈子军事，晚年直言：没有毛主席指挥这一战略行动，解放战争不可能4年就结束。这话分量很重，咱们今天就来聊聊，为啥一个美国学者和一个国军将领，对同一场战役的评价能差这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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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说傅高义那本《邓小平时代》是怎么评价的。这书在豆瓣上评分9.2，排进了图书TOP250的第21位，影响力不小。但傅高义在书里写：挺进大别山让刘邓部队丢了大量辎重，战斗力严重下降，甚至比不上陈粟部队了，而且这事儿对后来的淮海战役影响很小。
听起来好像挺有道理？可问题就在这儿，傅高义是个学者，不是将军。他看问题的角度，跟真正打过仗、指挥过千军万马的人，完全不是一回事儿。那些亲身经历过那段历史的将领们，看法跟他是天差地别的。
咱们先不说我方将领怎么评价，光看国军那边的将领们是怎么说的，就够有意思了。国军名将胡琏晚年有段录音，说到挺进大别山的时候，他的原话是：打仗就跟打连环拳一样，防住了共产党这一手，没防住那一手，让刘伯承钻到大别山去了，后面的乱子就全从这儿出来的。
国军中将廖明哲也说过，刘伯承虽然带的是些装备不怎么样的部队，但常常让国军头疼得很。这次回窜大别山区的战略行动，从研究战略的角度来说，真是值得欣赏。连蒋介石本人对此的评价都是：刘伯承部自动作战，千回百折，最后还是达到了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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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关键的是郭汝瑰将军的评价。这位老先生曾经担任国军国防部作战厅厅长，打了一辈子仗，研究了一辈子军事。他晚年接受采访时说，自己认为在整个军事史上，最辉煌的军事行动就是挺进中原。
他给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分析。大的战争都有个规律：第一阶段是对手全面进攻，第二阶段是对手转为重点进攻，第三阶段是双方战略相持，第四阶段才是我方战略反攻。可毛主席在国民党从第一阶段转入第二阶段的时候，就把13万人的大军插进了中原，插进了国民党占领区的心脏地带。
这一下子就形成了东边威胁南京、西边威胁武汉、南边扼守长江、俯瞰整个中原的战略态势。国民党被迫从前线抽调了66个师来绞杀刘邓部队，这时候战略反攻实际上就已经开始了。郭汝瑰说得很明白：解放战争之所以能4年就结束，就是因为这是一场省略了一个半阶段的战争，直接从对手的重点进攻跳到了我方的战略反攻。
傅高义说的前半句，挺进大别山让刘邓部队丢了辎重、战力下降，这倒是符合事实的。可他后半句说对淮海战役影响很小，这就完全没逻辑了。要知道，没有挺进大别山就没有战略反攻，淮海战役这样的战略决战更是无从谈起。这是决定性的因果关系，怎么能说影响很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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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一下郭汝瑰的观点，挺进大别山的意义主要在两点：第一，提前拉开了全国性战略反攻的大幕；第二，打乱了蒋介石原来定好的战略部署，让66个师不得不回调，使得两军在战场上攻守之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但挺进大别山的意义还不止这些。它实际上还是一次带有自救性质的军事行动。这话听起来有点绕，简单说就是：从长远来看，如果不挺进大别山，中野不见得就更安全；挺进大别山之后，中野面临的危险也不见得会多太多。
小平同志当时就分析过这个问题。他在《跃进中原的政治形势与今后的政治策略》这篇文章里写道：如果同志们参加过十年苏维埃时期的内战，就会懂得这个道理。那时候不管是在中央苏区，还是鄂豫皖苏区、湘鄂西苏区，都是处在敌人四面包围中作战。
敌人的方针就是要扭在苏区边沿和苏区里面打，尽情消耗我们的人力、物力、财力，让我们陷入枯竭。即使取得了军事上的若干胜利，也没法持久。小平同志这段话的重要之处在于，他是把挺进大别山和红军时期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经验联系起来看的。这个角度非常犀利、准确、独具慧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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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前四次反围剿虽然都胜利了，但这四次胜利极大地损耗了苏区的人力、物力、财力，让红军陷入了枯竭状态。从根本上说，即使第五次反围剿胜利了，也撑不了多久。那第五次反围剿应该怎么打呢？小平同志在讲话中说：当时要是按照毛主席的方针，由内线转到外线，把敌人拖出苏区之外去打就好了。那样苏区还能保住，红军也不至于被迫长征。
可惜当时很多同志不赞成这么做，结果中了蒋介石的计。在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之后，毛主席就提出，红军不应该继续采取诱敌深入的内线作战战略，而应该采取进攻到外线的作战战略，主动出击，打到敌人的后方去，从根本上破坏敌人的部署。
毛主席的想法是：可以向另一方向改去战略进攻，也就是以主力向湖南进军，把江西的敌人调动到湖南去消灭掉。要放弃经营了多年的中央苏区，集中兵力直捣敌人后方，这得有多大的想象力和多大的魄力才能做出这个决定啊。这也是毛主席的意见当时没被采纳的重要原因。
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是红军历史上具有转折性的重大事件。它带给我们的经验、教训和反思是很深刻的。时间到了1947年，我军又一次面临着跟第五次反围剿前差不多的困难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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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6年6月中原突围、解放战争全面爆发，到1947年6月，经过一年的战争，我军兵力虽然上升到了195万人，但在绝对数量上还是比国军少175万人。我军占据的解放区大都是经济落后的地区，财力、物力、人力都没法跟蒋介石的国统区比，武器装备方面我军也明显不占优势。
特别是1947年，我们重要的产粮区太行山发生了旱灾，晋绥解放区也发生了40年来最严重的旱灾，山东、华中也是旱灾频发，这导致我军在财力、物力上更加拮据。当时我军的情况有多困难呢？拿情况比较好的山东来说，粟裕大将的说法是：人力、物力的消耗空前巨大，山东的水几乎要喝干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继续在内线作战，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是很有可能重演的。所以小平同志说：经过一年的内线作战，农民的鸡、猪、牲口看见的不多了，村里的树也少了，试问，扭在解放区打，我们受得了吗？如果我们只想在内线作战要舒服一些，就中了敌人的毒计。
当时国民党重点进攻的目标并不在晋冀鲁豫野战军，而在陕北和山东，但困难是全局性的。如果不抓住国军重点进攻的时机挺进其薄弱的中原，那么等国军解决掉陕北和山东的问题后，晋冀鲁豫野战军的情况只会更困难、更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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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在1947年9月29日给刘邓发电说，现在陕北的情况甚为困难，如果刘邓和陈赓不能在两个月内调动胡宗南，协助陕北打开局面，导致陕北撑不住了，那么两个月后胡宗南主力东调，刘邓和陈赓的困难也会大大增加。这是可想而知的。
所以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是具有自救属性的，这一点我们不应该忽视。它同时也是毛主席对他当年提出的第五次反围剿破局之策的一次历史实践。当然，挺进大别山还有救他属性。刘邓大军承担的是不要后方、吸引敌人向我进攻的艰巨任务。也就是说在晋冀鲁豫野战军自主行动的同时，还可以缓解山东、陕北两地的困难局面。
这个任务决定了他们的牺牲会更多。但从全局来看，这个牺牲不来自他们，就要由陕北、山东来承担。与其被动地承担，不如掌握战场主动权，这样得到缓解的山东和陕北再出手支援他们，缓解他们的困难局面。
有个历史常识得说清楚：中央规划的挺进中原，并不是只有刘邓一支部队，还有陈粟、陈谢，也就是三路大军挺进中原，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是先锋的一路。为了掩护协助他们，8月30日毛主席连续致电陈毅粟裕，催促他们指挥华野外线部队兼程急进，不惜疲劳，不要休息，不要补充，立即渡河，并以全力贯注配合刘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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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还有陈赓指挥的3个野纵队和一个军渡过黄河，出击豫西，在豫鄂陕建立根据地，与大别山区的刘邓部队相呼应。陈赓兵团之所以可以不负责拱卫陕北、无后顾之忧地挺进豫西，也是因为刘邓大军吸引了敌人的大量部队。
傅高义的那段评论，显然忽略了这一点：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并不是一个局部的、孤立的行动，而是一个全局的、系统性的战略部署。而正是因为有了这个部署，才有了后来世界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战役之一，也就是60万对80万的淮海战役的基础。因为淮海战役主要就是由这三支部队来完成的。
晋冀鲁豫野战军领受了这一艰巨任务，他们在黄泛区炸掉了在上党、平汉战役中缴获的重武器，静默电台40天，直插蒋介石的腹心。他们大无畏、大无私的勇气和气概，到今天想起来还足以让人动容。
郭汝瑰将军评价说：在军事上使用小部队穿插是很常见的战术，但像挺进大别山这样的大兵团深入敌后，则是史无前例的。这个决策违反了战争的一般规律，如果没有胆大包天的勇气，谁也不敢下这一决心；如果没有心细如发的筹谋，谁也无法完成这样的任务。
刘邓大军以自己一时的牺牲换来了友军伤亡的降低，换来了解放战争提前数年结束，他们的贡献是巨大的，是名垂青史的。我们不应该以淮海战役攻坚黄维兵团这一个战例来评价他们对淮海战役的影响。因为正如前面所说，如果没有他们挺进大别山，淮海战役都无从谈起。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