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玉刚捐1000万建饭店却遭冷遇，只因提了个要求，邓小平：我亲自接这钱|包玉刚|廖承志

1980年，世界船王包玉刚回国考察时发现北京连个像样的酒店都没有，外宾来了只能半夜往天津送。他当场表态要捐1000万美元建饭店，但提了个条件：用他父亲名字命名。这话一出，在场的人都傻眼了，谁敢接这烫手山芋啊。关键时刻邓小平拍板：这事我来办，共产党人也得讲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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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包玉刚出生在浙江宁波的一个商人家庭。他爹包兆龙在当地做造纸生意，家底殷实，包玉刚从小就没受过什么苦。13岁那年，老爹把他送到上海读书，这小子二话不说就挑了吴淞商船专科学校。别的孩子都想着学金融当老板，他偏偏对船着了迷。在学校里，包玉刚把船舶制造、海洋贸易这些专业知识啃得透透的，整天琢磨着大海那点事。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19岁的包玉刚做了件让全家人都没想到的事。他背着老爹偷偷退学，跑到重庆当起了银行职员。这小子在银行干得相当出色，踏实肯干不说，为人还特别诚恳，几年功夫就爬到了上海市立银行业务部经理的位置。所有人都觉得这孩子前途无量，当上行长那是板上钉钉的事。结果就在这节骨眼上，包玉刚突然提出辞职。周围人都懵了，问他为啥放着大好前程不要。包玉刚就淡淡说了句：我的兴趣不在这。

辞职后的包玉刚跟着父亲搬到了香港。刚到香港那阵子，他过得相当憋屈。不会说粤语也不会说英语，跟当地人连话都说不利索。心烦的时候，包玉刚就往港口跑，站在那看着海水发呆，想念老家宁波的那片海。时间长了，他发现了门道。港口那边船来船往特别热闹，货物装了卸卸了装，从来不停。香港自由港的特殊地位让航运生意特别好做，包玉刚琢磨着这里面肯定有大买卖可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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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玉刚回家跟老爹商量要干航运，结果被泼了一盆冷水。包兆龙坚决反对儿子的想法，他觉得航运这行风险太大了。前期投入动辄几十万上百万，交易风险也高，包玉刚又没在这行摸爬滚打过，万一赔了可就血本无归了。但包玉刚铁了心要干这事，软磨硬泡好久，老爹终于松了口。

拿定主意后，包玉刚开始四处借钱。那年头懂航运的人少得可怜，银行一听说要做船运生意，扭头就走。包玉刚跑断了腿，好不容易碰上日本一家银行愿意借钱给他。1949年，包玉刚凑了77万美元买下英国人一艘旧货船，找人里里外外粉刷一新，取名金安号，转手就租给了日本公司。

刚入行的包玉刚有自己的一套想法。他觉得做生意最要紧的是信用两个字，所以挑合作伙伴特别看重对方人品。当时所有船老板都玩短租，结算快，租金高，还能随时涨价。包玉刚偏不走这路子，他搞长期租赁，租金压得很低。别人都笑他傻，觉得这样赚不到什么钱。包玉刚却不慌不忙地说：我跟别人不一样，不图一时痛快，细水长流才是正道。

没过几年，包玉刚这招的妙处就显出来了。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爆发，运河关闭导致海运价格暴涨。很多船主趁机狠宰客户，劝包玉刚也赶紧捞一把。但包玉刚看得透，他继续按老价格给老客户服务，不跟那些西方船主抢生意。战争一结束，西方船主的船大批闲置，而包玉刚的船一直忙个不停，生意越做越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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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着这种稳扎稳打的法子，包玉刚用了不到20年就坐上了世界船王的宝座。最风光的时候，英国女王给他封爵，巴西、利比亚等四个国家的元首给他颁发高级勋章。就连美国总统里根就职典礼，包玉刚都作为贵宾出席，他的电话能直通白宫。可越是功成名就，包玉刚心里越惦记着大陆那片故土。

1976年，周总理去世的消息传到香港，包玉刚悲痛欲绝。他一字一句读着报纸上的报道，突然看见了老朋友卢绪章的名字。卢绪章早年搞地下工作，还打入过国民党内部，后来就没了消息。1977年，卢绪章被任命为国家旅游总局局长。包玉刚看到这消息，那颗想为祖国做点事的心再也按捺不住了。他以妻子名义给卢绪章发了封电报，说多年不见想回国探亲。

卢绪章收到电报马上报告给邓小平。当时中央正为香港回归的事努力，对港澳同胞回乡自然欢迎。更何况包玉刚是世界级船王，他的一举一动都受关注，如果他能带头回国，对推动香港回归大有好处。邓小平当即让廖承志以中央名义给包玉刚发电报，邀请他回浙江探亲。

1978年11月，包玉刚终于踏上了回国的飞机。回到宁波老家，看见家乡翻天覆地的变化，包玉刚感慨万千。街坊邻居见了他都特别热情，他想起小时候大陆穷得叮当响的样子，再看看现在改革开放的新气象，不由得对中央领导的决策佩服得五体投地。参观完老家，卢绪章又邀请包玉刚到北京转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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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北京饭店，工作人员告诉他们只剩一间房了，随行人员没地方住。这还是卢绪章提前打招呼专门留下的房间。包玉刚心里一沉，连首都北京都缺酒店成这样，其他地方还不得更惨。他一打听才知道，改革开放后海外华侨回国的多，游客数量激增，北京的旅游设施根本应付不过来。

卢绪章这个旅游局长经常半夜被叫醒，派车把没房住的游客送到天津。有时候天津的酒店也住满了，还得派飞机把人送到西安，等北京有空房了再接回来。酒店短缺严重制约了旅游业发展，包玉刚听完心里就打定主意，要为国家捐钱建个像样的国际化酒店。但当时不是谈正事的时候，他就把这想法先压在了心里。

第二天，包玉刚见到了港澳办首任主任廖承志。廖承志热情地拉着他的手说：小平同志本来也要来见你，可惜今天有会来不了，特意让我代表他来欢迎你。虽然这次没见着邓小平，但包玉刚心里已经很满足了。他开始盘算着怎么为大陆的经济发展出一份力。

没多久，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改革春风吹遍神州大地，一项项基础工程拔地而起。包玉刚看到报纸上的消息激动不已，决定用实际行动参与祖国建设。从1980年9月到1981年初，包玉刚主动掏出一亿美元，向中国船舶工业公司买了6艘大型货船，总吨位7万3千吨，用这些船在全球开展航运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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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玉刚觉得国内造船业虽然有底子，但在国际上名气不够响。他这么做不光能让全世界看到咱们的造船水平，还能吸引外资投入，促进国产船舶出口，推动整个造船业发展。除此之外，包玉刚还经常回大陆考察，跑遍大连、上海等各大港口，给当地港口建设和航运发展提了不少宝贵意见。

1980年的某天，包玉刚考察完沿海城市回到北京，又住进了北京饭店。看着狭窄的房间，他为国家建酒店的念头又冒了出来。第二天一早，包玉刚找到北京有关部门的领导，开门见山说：国家正搞经济建设，北京肯定会吸引更多游客。现在国内饭店规模都太小，严重制约旅游业发展。我现在有能力了想为祖国做点贡献，愿意捐1000万美元在北京建一个现代化旅游饭店。

一千万美元可不是小数目，在场的人无不佩服包玉刚的爱国情怀。就在这时，包玉刚又加了一句：我只有一个要求，饭店要用我爸爸的名字命名，就叫兆龙饭店。包玉刚提这要求完全是出于孝心，没别的想法。从小到大，他对父亲就特别尊敬，成长过程中父亲帮了他太多。

以个人名义捐资办学、修桥铺路，从建国前后一直都有，不算稀奇事。可当时引进外资是个敏感问题，更何况还要用资本家的名字命名，很多人觉得这相当于给资本家树碑立传。因为包玉刚提的这个特殊要求，一直没人敢接他的支票。没办法，外资筹建旅游饭店领导小组副主任庄炎林只好向邓小平汇报此事。

邓小平得知后感叹道：为什么不能用资本家的钱，人家无偿捐1000万美元给我们建旅游饭店，何乐而不为。人家讲孝心，这是好事嘛，我们共产党人也要讲人情啊，更何况人家对我们有贡献，纪念纪念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别人不同意，那就由我出面来接受这笔捐款，替饭店提个名。紧接着，邓小平亲自批示：兆龙饭店是政治问题，包玉刚捐献1000万美元，并非投资合营，搞得不好谁还敢来啊，请国家旅游局在北京最好的地方给包玉刚建一个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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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邓小平的指示下，事情顺利了很多。处理捐款期间，包玉刚受到了邓小平的亲自接见。为了表示诚意，邓小平特意把见面地点选在人民大会堂，这是他在这里接见的首位香港客人。谈话中，邓小平对包玉刚的捐赠行为赞赏有加。包玉刚也没啥顾虑，激动地说：我父亲经常跟我讲，不管事业做多大，我们都是中国人，绝对不能忘记祖国。祖国要是富强了，我们在海外也能挺直腰板。

两人虽然第一次见面，但都被彼此的真诚打动了。接下来的交流中，两人就国内建设的实际问题进行了充分探讨。1985年10月，由邓小平亲笔题名的兆龙饭店落成，邓小平亲自出席10月25日举行的剪彩仪式。可惜的是，包玉刚的父亲包兆龙因突发心脏病去世，没能亲眼看到饭店落成这一天。

剪彩仪式上，包玉刚握着邓小平的手激动地说：您能参加兆龙饭店的开业仪式，不仅是对我的鼓舞，也是我们包家的荣幸，我代表包家和兆龙饭店全体员工感谢您。此后的包玉刚一直用实际行动支持国家发展，捐助建造图书馆、钢铁厂、大学等。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多个城市都留下了他的身影。

包玉刚在帮助国家建设的同时，也没忘记支持家乡宁波。他专门拿出5000万元帮家乡兴办教育事业，创办了宁波大学，为国家培养了无数人才。面对父老乡亲的赞叹，包玉刚只是笑着说：我是宁波的大使，宁波的事就是我的事，我愿意为宁波的事情跑腿，愿意为宁波的建设出力。

晚年的包玉刚最关心的还是香港回归问题。为了加快中英两国在香港问题上的谈判进程，包玉刚主动请缨，多次往返北京、香港、伦敦三地进行协调，他的发言起到了别人起不到的作用。1991年9月23日傍晚，包玉刚突然哮喘病发作，呼吸困难，抢救无效在家中去世，享年73岁。他的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落幕，一度引起国内乃至世界的轰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