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中央红军主力踏上长征路，留下三万人在南方拖住几十万国民党追兵，这个九死一生的活，落到了项英头上。那时候没人看好这帮留守的队伍，说白了就是给主力打掩护的挡箭牌，大概率要全军覆没。谁能想到三年之后，这帮人不但活了下来，还攒出了一支抗日劲旅，就连中央政治局都专门发文件表扬。陈毅后来直说，那时候南方红军的命，全攥在项英手里。
主力出发前，给项英的任务是守住中央苏区，等主力打回来反攻。说白了主力自己都不知道长征最终能走到哪，留守队伍得先把敌人钉在苏区，给主力争取转移时间。项英手上拢共三万人，对面是二十万装备精良的敌军，只有腿伤未愈的陈毅帮忙，一开始陈毅连正式职务都没安排。
主力从瑞金十个渡口南渡贡水，全程调度都是项英一手安排的。他调兵牵制追兵，收容掉队伤员，转运弹药粮草，沿路设了好多个医务所、收容站，就是死死捂住主力转移的消息，不让敌人察觉。那阵子他还唱了一出空城计，把几十万敌军唬得摸不着头脑，不敢贸然往前冲。
很多人后来批评项英，说主力一走就该立刻分兵打游击，为啥非要硬打阵地战。这话其实站不住脚，不全对。一方面，中央给的命令明明白白就是保卫苏区，没中央批准，项英不敢随便改动任务。另一方面，留守部队本来的使命就是佯装主力拖住敌人，你一散开，敌人立马就知道主力走了，追兵直接咬上去，主力根本撤不出来。
可阵地战的代价确实太大，牛岭一仗打输之后，苏区的县城和交通要道接连丢失，三万人打没了一大半。陈毅那时候急得不行，天天跟项英说要换思路，项英一开始听不进去，还说陈毅悲观失望，直到连着给中央发了四封急电都没收到回信。那时候中央自己长征都焦头烂额，哪顾得上后方的留守队伍。
等到遵义会议结束，新中央终于回了电报，明确要求立刻转入游击战。项英二话不说就安排九路突围，可惜大部分队伍都没能冲出去，原先的三万人，最后辗转到赣粤边油山的时候，就剩下几百人。
到了大余县长岭村，项英开了一次改变命运的会，这也是他彻底转变思路的转折点。他说部队必须化整为零，机关要缩编，打法也要彻底换，只做划算的买卖，不打赔本的仗，打不过就往老林子里钻，抽空放冷枪拖垮敌人，留下种子就是胜利。
打游击战最可怕的不是敌人大规模搜山，大军来了躲起来就行，最吓人的是身边人叛变。1935年原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被俘后投敌，他知道项英陈毅就在赣粤边，干脆带着卫队化妆成游击队，还拉了叛变的交通站长何长林带路，摸到了陈毅的驻地附近。
幸好哨兵提前识破，大喊着开枪报信，项英和陈毅立刻登山转移，敌人后来带一个营搜了两天，连个人影都没找到。就这一声喊，保住了南方红军的命脉。
那之后时不时就有人动摇，有的不辞而别，有的直接投敌。项英陈毅也没硬拦着不让走，反而开门见山跟大家说，游击战争太苦，打死饿死病死随时都可能，想走的自愿回家，还给发路费，只要不叛变就行。
说完这话，本来动摇的人都留下来了，不少人红着眼说，领导都能坚持，我们凭啥走。最后剩下的三四百人，全是最坚定的骨干，质量比原来高太多。
那时候游击队穷得叮当响，只有从瑞金带出来的一批党的经费，金条钞票都绑在项英陈毅的腰上，时间长了有人背后议论，说领导腰上鼓鼓囊囊，是不是想带着钱自己跑。
项英陈毅干脆把所有钱都摆到桌子上，召集全队开会说，这些钱全是党的，不是哪个人的，现在分给最可靠的同志分开背，万一我们牺牲了，尸首可以不要，钱必须留给党用。从那之后，队伍里再也没人说闲话了。
就这么在深山老林熬了三年，直到1937年夏天，陈毅才从香港传入的杂志上看到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消息，这是和中央失联之后，第一次间接摸到中央的方针，当时陈毅激动得直接拍了大腿。
七七事变之后局势大变，陈毅先和国民党地方县长接触谈判，顺利接上了南京八路军办事处的线，项英随后赶到南昌，和国民党商谈停战改编的事。最难的不是和国民党谈判，是说服散布在南方八省十几个游击区的队伍下山，这帮人长期和外界隔绝，对国共合作根本不信，陈毅去传达指示都差点被当成叛徒处决。
这事也就项英能办成，凭着他在全党的历史地位和威信，一支一支联络，一遍一遍说服，最后把零散的十几支游击队全整合了起来。陈毅后来直说，能把南方八省游击队捏成一块，顺利完成改编，项英是第一功臣。
那三年项英整两年没脱过衣服睡觉，身上的衣服被树枝挂得破破烂烂全是补丁，天天和战士一起挖笋摸鱼，一起挨饿一起淋大雨，那时候他才三十六岁，已经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苏维埃共和国副主席，愣是在山沟里熬了过来。
项英后来去延安汇报工作，主动检讨了自己早期决策的错误，这份坦荡，在当时真的不多见。南方八省的游击队最终整编为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那三年苦熬出来的家底，成了后来抗日的重要力量。
参考资料：江西人民出版社《回忆中央苏区》，人民出版社《赣南三年游击战争》，江西党史资料《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