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9月18日，南昌。雨刚停，七十二岁的丁盛走在去医院的路上，突然心口发紧，一个踉跄，重重摔倒。路人的惊呼与急救车的鸣笛交织，一位久经沙场的老将第一次被病痛夺走了镇定。那次抢救，他没掉过一滴泪，却在病房里低声呐喊：“怎么就熬到这种日子？”医生听懂了，却不好接话，毕竟眼前的老人，曾是54军首任军长、两度大军区司令员。
医院出院单上写着“建议转地休养”。组织很快决定：南昌干休所，团级。每月生活费150元，不得携子女。决定一公布，熟悉丁盛脾气的人都在担心：这位“火将军”真能安静坐得住？果然，刚到干休所，丁盛就闷闷不乐。朋友来访，他只扔下一句：“枪林弹雨里都没服过输，可现在动不了一点儿情理。”
焦躁与病痛同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往事、广州军区的荣光、南京城头的检阅画面，交替掠过。他最放不下的仍是广州——那段最能调动血脉的岁月。1971年8月，毛主席在广州接见他时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丁盛记到今天：“你和黄永胜关系那么好，他要是倒了，你怎么办？”那时他没听懂，后来听懂了，却回不到从前。
1989年冬，丁盛到深圳陪女儿。珠江口的海风让他精神好了些，老战友杨梅生的遗孀刘坚得知消息，立刻请他到广州小住。越过罗湖桥时，丁盛一句玩笑：“还是这片天顺眼。”可落脚没两天，他又惦记起自己的“关系”：人在南昌，心在广州，医疗、照顾、生活圈子，全卡在地域限制里。刘坚劝他：“要不再去北京走一趟？”丁盛沉默片刻，点头：“再试一次。”
1990年5月，京城春深。丁盛住在复兴路旁一间老干部招待所，墙壁斑驳，楼道里挂着“安静休养”四个大字。跑了几个部门，答复要么“再研究”，要么“耐心等待”。三个月过去，毫无着落，他不想再耗，却又不甘心。就在此时，老秘书陈宏康帮他联系到聂荣臻办公室的周均伦。周主任见他步履蹒跚，先行一步到楼下搀扶，“老首长知道您来了，让我请您写个报告。”
丁盛回到房间，摊开信纸，写下七行。字迹不再锋利，却句句直白：一、申请将组织关系转回广州；二、请求批准随迁家属；三、如身体允许，愿继续为部队青年授课。末尾署名“丁盛，原南京军区司令员”。信送到西山后，聂帅很快批示：“老同志有困难，应妥善解决。”批条递回，丁盛心中一热，“总算有人听见了。”
然而，批示在多个部门间辗转，杳无后文。北京入秋，夜里气温骤降，他的旧伤开始作痛。一次会面中，他苦笑着对战友李维英说：“批条有了，可回广州的车票还得自己找。”李维英拍拍他的肩，“别灰心，咱们再想办法。”带着这一丝鼓励，丁盛挪到天津，借住萧思明家。老战友把自己的车送去接他，还塞给他一沓零钱：“天冷，多买件棉衣。”丁盛推辞不掉，只低声道：“记账，回头还你。”萧思明大笑：“打了一辈子仗，别跟兄弟算钱。”
天津的秋风把人吹得清醒。丁盛回望金汤桥，想起抗战年月夜袭敌据点的喧嚣；站在民权门，又忆起解放天津的炮火。战友们用凑来的几十块钱为他饯行，他终究拗不过，收下，眼圈微红。火车南下时，他握着车窗扶手，自言自语：“得赶在今年冬天前回到南方，否则这身骨头扛不住。”
广州还是来了消息。1993年春，总政治部复函：同意丁盛移归广州军区第二干休所，待遇副师，月供给550元，家属可随迁。批件送到南京的小巷子时，屋里灯泡昏黄，丁盛正在桌前择菜，听完后放下刀，两秒沉默，只说一句：“算是尘埃落定。”随后，他独自到院子里站了许久，没人知道那一刻他在想什么。
搬到珠江岸边的新干休所后，生活条件改善不少。有人提醒：“老首长，楼层高，您就不用每天爬楼梯买菜了。”他摆摆手：“动一动，不至于废。”遇到年轻军官来请教，他仍习惯掏出作战笔记，讲得投入，“山地穿插要像钉子，一旦进去，就要死死咬住。”听众敬佩，却也看得出，这位昔日“丁大胆”，体力已大不如前。
1998年，老检察长黄火青两次进京奔波，试图为丁盛彻底澄清历史遗留问题，都无果而返，还写信赔罪：“愧对故人。”信纸折痕清晰，丁盛反复抚摸，喃喃道：“不是你的错。”夏末酷热，他频繁低烧，自己也明白大限将近。一次发烧到四十度，他对女儿说：“你妈能照顾我，我已是三靠俱全。”女儿问“哪三靠？”他挥挥手，“妻儿、组织、战友。”说完安稳睡去。
1999年9月25日凌晨，广州细雨。守夜护士发现心电图骤然拉平，急救未能成功。丁盛走得安静，没有留下只言片语。走完最后一程，他再没等到那张彻底“洗白”的结论，却终于安睡在最惦念的南方。告别仪式上，一位年逾古稀的老兵哽咽：“丁军长，您的关系，早在我们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