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觉就把那一代的“霹雳-2”空空导弹给淡忘了，它的出现曾经让不少的空军将士都为之心动不已的那一代空空导弹的历史也逐渐的被人们所淡忘了。它的故事，像极了一段充满理想又略带苦涩的青春往事。说理想，是因为它的源头来自当时世界顶尖的“响尾蛇”技术；说苦涩，则是近三千枚导弹走下生产线，耗费巨资，却在最关键的实战检验中交了白卷。
故事要从更早的“霹雳-1”说起。那是一款仿制苏联K-5的导弹，用业内的话讲，主要作用是“练手”，性能确实有限。转机出现在1958年，中国将获得的一枚美制AIM-9“响尾蛇”导弹交给了苏联。苏联专家很快拿出了仿制版K-13。基于当时的盟友关系，相关技术和样品后来又回到了中国手中。这为中国发展自己的红外制导空空导弹，打开了一扇窗。
1965年，仿制K-13的工程正式启动，国产型号被命名为霹雳-2。蓝图有了，但把图纸变成实物，每一步都走得异常艰难。一枚导弹拆解开，涉及导引头、舵机、发动机、战斗部、引信和尾翼等多个大系统，零件数以千计。对于当时基础工业还比较薄弱的中国来说，许多精密零件的加工和特殊材料的制备，都是摆在面前的现实关卡。
其中，引信的问题最为棘手。导弹要在最合适的时机引爆才能有效毁伤目标，早了晚了都不行。但就是因为基础材料和工艺的局限，仿制过程中“早炸”的毛病反反复复，怎么也根除不掉。正因如此，原计划几年的仿制周期，一拖就是七年。直到1972年，霹雳-2才正式设计定型，同年9月在陕西汉中的工厂投入批量生产。能在那样一穷二白的条件下，把这样复杂的尖端武器造出来，本身已堪称一个工业奇迹。
大规模生产开始后，另一个问题浮现出来：成本。每枚霹雳-2导弹的造价，高达5万元人民币。这是个什么概念？同时期，中国顶级的红旗CA770高级轿车，不带空调的版本售价3.5万元，带空调的约4万元，特制防弹版也就8万元。一枚导弹，比一辆普通版红旗轿车还贵。这笔钱主要花在了红外制导系统和那些高精度的零件上。
基于当时“性能可靠、多产备用”的判断，生产线开足马力。从1972年定型到1983年最终停产，霹雳-2共计生产了2950枚。算下来，总花费接近1.475亿元。这笔钱在那个年代，足以建造多艘大型潜艇。产量甚至超过了同一时期红旗轿车的总产量。
遗憾的是，庞大的库存并未来得及转化为战场优势。1982年，在南部海域的一次实战拦截中，空军战机在占位良好的情况下，连续发射两枚霹雳-2导弹，均未能命中目标。时任空军领导人的张廷发将军在后来的回忆中专门提及此事，并由此下令对库存导弹进行彻查。检验结果令人深思：导弹在定型时存在的一些材料和工艺缺陷，在生产中并未得到根本解决。导引头对热源的敏感度不足，抗干扰能力弱；那个老问题——引信工作不可靠，依然存在。
这意味着，尽管生产了近三千枚导弹，但其在实战条件下命中目标的概率极低。高昂的投入，并未换来对等的战斗力。这波操作，在当时引发了军内的深刻反思。
其所经历的曲折跌宕,不啻为中国军工的早期发展的一个缩影。它清晰地表明，拥有设计图纸甚至样品，与真正吃透技术、造出稳定可靠的装备，中间隔着巨大的工业鸿沟。这道鸿沟，需要扎实的材料科学、精密制造和质量管理体系来填充，没有捷径可走。
正是这次深刻的教训，促使中国空军加快了对更先进空空导弹技术的寻求。霹雳-2在1983年停产后，其生产线于1987年被拆除。与此同时，中国通过引进以色列“怪蛇-3”等先进导弹技术，并结合自身钻研，很快推出了霹雳-8等一系列新型号，逐步走上了自主创新、性能可靠的道路。
回过头看，那2950枚霹雳-2，就像一笔高昂的“学费”。它用真金白银和实战的遗憾证明了一个最朴素的道理：国防现代化，买不来也抄不全，核心技术和工艺必须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并且要经过最严苛的检验。正是这段看似“徒劳”的艰苦的历史，才为后来中国的空射武器的腾飞，铺就了最初那块，有些硌脚却又无法绕行的奠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