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仲春，北京军区看守所的走廊里微凉。守卫推开厚重铁门时，灯光划过墙面，照出伍修权笔挺的军装。他抬腕看表，离特别法庭正式开庭还有半年，可他必须把所有被告的精神状态摸清。这一次，他点名要先看看江青。
伍修权的名字，军中老同志再熟悉不过。1927年参加革命，红一方面军的老通信科长，新中国成立后又去搞外交。可谁也没料到，这位翻译出身的将军，会在七十岁上下坐上“审判长”的位置。若问缘由，还得从1975年的一个电话说起。
那年初春，伍修权正猫在北京家中，日子清淡。中联部对他既不清查也不重用，八年沉寂，让这位惯于奔波的老兵颇感憋闷。偏在这时，叶剑英从总参打来电话：“老伍，部队缺人，愿不愿意回来？”电话那头的嗓音沙哑却坚定。放下听筒，伍修权整夜无眠。第二天一早，他写好了请战报告，交到中南海门口。半月后，他成为总参副总长，分管外事与情报。
随后的日子，政治风云愈发诡谲。1976年9月，毛主席去世，全国致哀。十月上旬，叶帅把几位老战友叫到西山；灯光下，他们研究如何遏制“四人帮”染指最高权力。伍修权没多话，只一句：“需要我做什么？”十月六日深夜，“请他们来开会”的计策奏效。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相继被擒，江青也被带离钓鱼台。消息传来，伍修权心头暗自一松——这一仗，枪不响，却比当年上甘岭更凶险。
三年后，中央决定公开审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持者须得军、党、政三栖兼备，又得有足够威望，胡耀邦再次想到伍修权。接到任命时，这位老将正伏案写回忆录，他合上稿纸，苦笑一句：“又得当学生了。”从那天起，他带着审判资料搬到办公室，每晚挑灯读卷宗，把法律条文逐字抄在笔记本上，生怕遗漏。
探视江青是准备工作的一环。通过单向玻璃，伍修权看见昔日的“第一夫人”坐在窄窄的木床上，双手不停抚平裤褶，似在镜前整理舞台服。她面色蜡黄，却不肯放弃那点体面。伍修权低声对身旁警卫说：“还在摆阔，穷讲究。”警卫没吭声，只听见铁门“啪”地合上。
紧接着，他走到另一间。张春桥蜷着身子，像根干柴；姚文元则在趁点心时间，掰着馒头细嚼慢咽；王洪文抬头瞄一眼，头发已理成短寸，再无昔日指点江山的神采。伍修权暗记这些细节，打算在模拟法庭上针对性发问，让辩解无处着力。
夏去秋来，法庭彩排一趟又一趟。工作人员冒充被告，咄咄逼人：“我只是在毛主席指示下办事，凭什么说我有罪？”伍修权放下笔，沉声回击：“法无授权不可为，假借领袖之名行个人之私，正是罪行所在。”演练结束，年轻审判员擦汗：“伍副总长，这一席话够杀伤力。”他却摇头：“真到公堂，气势是一半，证据才是关键。”
11月20日下午三点，人民大会堂东大厅，灯光耀眼。王洪文第一个被押进来，脚步虚浮；姚文元紧随其后，目光游离；张春桥木然，两眼无神。最后是江青，昂首阔步，双手背后，仿佛仍站在天安门城楼。坐定后，她环视四周，薄唇紧抿。
检方宣读起诉书时，耳机里传来清晰译文。江青最初闭目养神，很快便睁眼，面色苍白。突听“组织阴谋颠覆政府”一句，她猛地扭头，小声嘟囔：“你们冤枉好人。”声音极轻，却仍被近旁的法警听去。庭审没有因她的插嘴而停顿。资料海潮般涌现，证人供词一条条摆上大屏，她的抗辩渐失节奏。
审讯进入高潮，江青站起，扬声：“我是毛主席的夫人！你们不能审我。”话音未落，伍修权抬手：“请被告人遵守法庭秩序。”这句平平淡淡，却像压舱石，让现场瞬间静下。多年领兵杀敌、手握情报的老将，声音不高，却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
第二天，各种意见铺天盖地涌向特别法庭办公室。有人主张严惩不贷，有人要求公开枪决。合议庭仍按法律程序慎议。结果公布：江青、张春桥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王洪文无期；其余数人十五年至二十年不等。社会上议论纷纷，对伍修权而言，完成使命更像卸下一甲子重负。
1981年1月25日清晨，宣判。江青听到“死刑，缓期两年”时，突发尖声：“我不服！”因无麦克风，她的喊声只在被告席回荡。法警上前，冰冷手铐扣住手腕。伍修权继续读完法律条文，最后一句：“押赴收监。”他本想补一句“自作自受”，却终究咽了回去。
审判尘埃落定，伍修权请辞前线职务，专注史学和对外友好交流。人们惊讶：这位方寸之间能令“文革巨戮”噤声的老兵，旅行时却常拎着小相机，拍风景，拍街头小贩，拍孩子踢球。有人问他为何爱去莫斯科，他笑说：“打了半辈子仗，见见老对手的土地，也算交待。”
1997年11月9日凌晨，他在解放军总医院病房里停下了呼吸，享年九十岁。送别当日，八宝山下寒风猎猎，军乐却格外低沉。身披五星红旗的棺木缓缓推进炉口，电视台的晚间新闻为此延时八分钟，多年冷静的镜头里，闪现了这位“会讲俄语的将军”“坐镇法庭的大法官”跌宕的一生。
有人统计过，伍修权留下的日记足足三十七本，他常在空页写下同一句话：“生而为兵，死亦为兵。”或许，正是这种骨子里的军人气质，才让他在审判席上那样从容，也让他在探视江青时，仅凭一瞥就认定那句评语——“有点穷讲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