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初春的中南海，周恩来在花园里陪毛泽东散步时说过一句玩笑话：“主席，等咱们都老到离不开拐杖，还得一起商量国家大事。”十九年后，这句玩笑变成了现实——1974年12月23日，72岁的周总理拖着重病之躯飞往长沙，去向81岁的主席当面汇报四届人大筹备情况。
回到1974年初，周恩来已连续两次因膀胱癌出血住院，心脏每分钟上百次的早搏像闹钟一样催命。医生劝他休养，他却把301医院临时改造成办公室，文件堆到床头柜。李先念感慨：“他管别人病情比管自己仔细。”四届人大关乎国家政权运行，周恩来咬牙坚持：人事方案必须本人亲自带去问计主席，否则心里不踏实。
长沙之行的阻力不只来自医生。叶剑英清楚周恩来的血色素已降到正常值一半，他把保健医生张佐良叫到西山，语气压得很低：“总理非去不可，你们务必保住他的命。”泌尿专家、心脏专家加两名护士，被临时列入机密名单，随机携带两箱急救药品与便携输血器。
12月23日中午，军机起飞。走向舷梯时，周恩来脚底虚浮，警卫伸手搀了搀，他挥了挥手示意不用。机舱里，他翻阅那三套人事方案，眉头紧锁，把“候补”二字多次圈点。泌尿专家偷偷观察，总理握笔的手抖个不停，纸上淡淡血点触目惊心。
当天傍晚，飞机抵长沙。毛泽东闻讯亲自到楼下迎接。老战友四目相对，都愣了一下，谁也没提病情。毛泽东先开口：“你这么远跑来，身体扛得住吗？”周恩来把文件夹举了举：“大事要紧。”这句短短回答，像把刀子割在毛泽东心里。回到住处，主席马上吩咐：“会议不上长条凳，换软椅。”
接下来四天，谈话几乎是分秒计算。毛泽东看文件不便，周恩来就以口述为主，每讲一段停顿片刻等待主席提问。二人在名单上推敲，争议最大的是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及各部委更替。毛泽东拿起铅笔在名单旁写下“人才难”，放下又叹气。周恩来试探：“小平可担重任？”毛泽东点头：“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这一锤定音，为日后政务、军务梳理铺路。
24日晚，周恩来把自己倾向的一号方案递上，毛泽东却突然想起两个人名：“钱学森、侯宝林，你查查代表里有没有。”周恩来答“马上补”。毛泽东笑道：“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一句话，既肯定能力，也包含担忧。
谈完正事，毛泽东劝他：“人大闭幕后，你得静养，国务院让小平撑着。”周恩来没立刻答应，只说：“历史任务未完。”两位老人都清楚彼此身体已如风中残烛，却默契地避开“生死”二字。
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深夜，他又召见周恩来。灯光昏黄，毛泽东低声说：“安定团结，把经济搞上去。”周恩来只点头，没多话。那一刻，长沙的冬雨敲在窗棂，滴答声像心电监护器的倒计时，让在场的医护人员心惊肉跳。
27日清晨，专机返京。飞机刚起飞，周恩来突感胸闷，心电图显示频发室早搏。紧急注射异搏定后，心率才慢慢稳定。落地时，他坚持自己走下舷梯，仍旧礼貌挥手，像多年前外事访问归来一样从容。
回到301医院，四届人大进入冲刺阶段。周恩来与邓小平并肩作战，日均会议超过十小时。1月5日，中央正式任命邓小平为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1月8日，十届二中全会补选他为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周恩来松了口气，把更多文件转交小平批阅，但凡涉及外事、外交，他依旧一一过目。
1975年1月17日，四届人大开幕。周恩来身披大衣，步伐稳重却吃力地走到主席台，他把报告念完，还坚持同外宾举杯。几小时应酬后，回到病房便高烧不退。医护人员无奈又佩服，常说：“他心里只有国家，没有自己。”
此后的一年里，邓小平63次到医院向他请示。周恩来躺在病榻上，仍能准确背出各省产粮数据，偶尔示意秘书更正一句措辞。晚冬某夜，他对守在床边的医师轻声嘱托：“文件别压在抽屉，放桌上，小平随时来取。”说完闭目养神，呼吸已显微弱。
历史没有让他看到自己亲手筹划的全面整顿开花结果。可那趟长沙之行，把国家最高领导层的接力安排得井井有条。外界多用“最后的远行”形容这次飞赴，其实对周恩来而言，更像一次定心——只要大局有人接续，他便能放手。毛泽东那句质朴的“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也成了两位老战友共同岁月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