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春，北京西山的积雪还没完全消融。清晨七点，周恩来乘车直奔中南海，车上坐着一位须发斑白的老人。车窗外寒风凛冽，车内却传出低声交谈。周恩来简短地介绍：“老先生曾是清末禁卫军的头领，对军马之事颇有研究。”老人默不作声，只端坐闭眼，像在回忆某段尘封往事。
两小时后，三人会面。周恩来向毛泽东轻声说道：“主席，这位载涛先生，希望为新中国出力。”毛泽东放下手里的文件，站起细看老人：“不高不壮，却是大将军？”一句玩笑让气氛顿时轻松。老人拱手应答：“征战沙场靠脑子，非全凭筋骨。”毛泽东爽朗大笑，随即落笔：“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短短十余字，定下了这位皇族后裔的新身份。
载涛，道光皇帝之孙，光绪帝胞弟，末代皇帝溥仪的叔父。清廷倾覆，他曾任禁卫军训练大臣，喜欢骑术，常在长安街赛马夺魁。在民国时期，满洲国曾以高薪相诱，他摆摊糊口也不肯赴任。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已六十高龄。北京坊间常见他拄杖而行，遇人便微笑寒暄，一点没有旧贵胄的架子。
1949年全国政协筹备期间，周恩来注意到这位“懂马”的老人。彼时，解放军各部正急着整编，尤其炮兵部队的军马储备短缺，缺技术、缺经验，更缺行家里手。周恩来便把目光投向载涛。老人接到邀请后，夜以继日地翻阅旧档案，整理清末八旗、奉天练兵以及北洋骑兵的马政资料。有人劝他：晚年何必再操心。他摇头：“国家新立，能用得上，马背出身的老骨头还有点余热。”
赴京的路上，载涛备了厚厚一卷提案，标题只有八个字：改良军马，节约饲料。资料翔实到每个品种的适生温度、最佳役龄，甚至列出不同秸秆配比方式。于是便有了那场春日里的面谈。毛泽东对周恩来点头，周恩来随即把提案转交总参。
当年夏天，载涛正式领命。虽然名义是顾问，老先生却天天跑军马场。丰台、张北、山丹草原，都留下了他拄着拐杖查看马蹄的身影。他主张用寒区蒙古马与河北三河马杂交，既耐粗饲又抗病；又借鉴俄军经验，提出军马必须统一编号、统一血统卡片。炮兵司令部很快在内蒙古建立试繁基地，用他的方案改良后，一批新马在1956年随炮兵独立师参加华北演习，日行百余里，损耗降到过去的三分之一。
有意思的是，载涛虽头顶“贝勒”旧称，却生活简朴，住在什刹海一处年久失修的院落。1957年冬夜，房梁坍塌，院墙也裂开一道口子。那会儿他的津贴不高，自顾不暇，只好先用旧门板支挡。消息传到周恩来耳中，周恩来在中南海汇报时提到此事。毛泽东皱了皱眉：“从稿费里拨两千元，让先生把房子修好。”指示当场执行。钱送到手里，老人执拗推辞，经再三劝说才收下。
两千元在当时绝非小数，足以把整座小院重新粉刷。工程完工那天，军马场几名青年军官来道喜，载涛拉着他们在院里走来走去比划：“排水沟该往右移，再挖浅些，马蹄踩进去不会积水。”青年军官笑他，“顾问，您这是在自家屋里也搞军马标准化？”老人抚须而笑：“习惯了嘛。”
1964年，载涛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委员。那年秋季他在会上再次提交《关于军马选种与西北草场防沙》报告，提出“草场沙化等于削兵力”的观点，获得审议通过。时任总后勤部部长萧华拍板：在河西走廊先行试点。
不久后，“一人一马一把草种”的试点铺开，数千名官兵在沙地插草方格。三年后，方格区植被成活率翻倍，军马饲料自给率提高近四成。载涛听闻此事，只说一句：“劲没白使。”
1970年深冬，老人病逝，享年八十一岁。讣告中写道：“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顾问，著有《军马育种简论》《草原马政杂记》。”文件摆在军委会议桌上，短短几行字，却勾勒出一条从清末到新中国的曲折轨迹。
不少将领回忆，顾问去世前仍念叨内蒙古草原的马种改良未竟，叮嘱“要留住好草场”。厚厚的笔记本上，最后一页写着——“马强兵自强，国家可固”。这八个字像是他留给后来人的嘱托，也见证了毛泽东当年那句“当炮兵司令部顾问”的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