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夏天，宋健去荷兰参加一个会议，顺便带回一本《增长的极限》的书，这本书用数学模型推算出来，如果人口继续这样增长，到2050年中国可能会有40亿人，他回国后带着团队用中国自己的数据重新计算了一遍，结果大致相同，报告写得简洁明了，全是数字，没有加一句“应该怎样”的话，但国务院看了之后，直接把它当作铁证——这不是建议，而是警报：再不动手，整个系统自己就会崩塌。
陈云管经济的时候，他不讲大道理，只是算账，他说人口像鸟，资源是笼子，鸟太多笼子肯定破掉，他查了十年的数据，人均GDP才180美元，八成人在农村种地，耕地越来越紧张，知青又大批回城找工作，他就明白这个系统已经撑不住了，开会时他说准备挨骂，骂他断子绝孙也认，这话听着狠，其实挺清醒，他知道改政策要付出代价，只是没有别的选择。
马寅初在1957年提出要控制人口，结果被划为“右派”，撤掉职务后冷落了二十多年，到1979年突然给他平反，时间选得很准，正好是新政策要推行之前，这不止是简单翻案，而是上面释放信号，承认过去做错了，现在必须改正，可问题在于拖了二十年太久，人口已经从6亿增加到10亿，机会差不多已经错过了。
有人提出要写“提倡一胎”，陈云马上拦住，说“最好”这两个字一定得去掉，他知道政策只要留一点余地，执行起来就会走样，但他也想到印度在1975年搞强制绝育，弄得老百姓怨声载道，连总理甘地都被赶下台了，所以他反复提醒大家，不能把一个好政策给办砸了，想法是好的，路要是走歪了，结果反而更糟。
中央定的是原则，地方执行的是任务，结扎车开进村里，节育环强制给妇女装上，超生罚款常常抵得上农民一年收入，考核压力下来，基层只能加码处理，结果到1982年，出生性别比就达到108.5比100，90年代有些省份超过120比100，女婴被送走、被遗弃，甚至出现溺死婴儿的情况，这些事没人公开谈论，但确实发生了。
1985年，山西翼城搞了个试点，允许生二胎，但要隔四年，这是梁中堂推动的，中央特批的，三十年后看，那里人口没多涨，性别比正常，社会矛盾还小，这说明另一条路也能走通，但这个试点一直只在一个地方试，没有推广到全国，政策选的不是最好的，而是最不容易出事的。
独生子女这一代人，从小独自享受六位长辈的关爱，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和父母都围绕在身边，教育资源丰富，但成长过程中缺少兄弟姐妹的陪伴，成年后面对“四二一”家庭结构，需要承担四位老人、两位中年人和一个孩子的责任，养老压力完全落在他们肩上，负担着实不轻。
1980年的公开信里清楚写着三十年后可以调整政策，结果二胎放开拖到2015年才实现，三胎更要等到2021年，学界后来计算发现这个进程至少推迟了五到十年，人口结构从容易调整变成难以挽回，这不是谁故意拖延，而是决策过程太长，允许犯错的空间太小，现在回头看，当年那场荷兰会议就像一颗石子扔进水里，激起的波纹一直影响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