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年底，蒋孝勇被查出食道癌。
消息传开，在纽约读书的两个儿子蒋友柏和蒋友常，二话没说，办了休学，飞回台湾。
蒋孝勇住进了台北荣民总医院的一一七号病房。
这间病房后来成了蒋家好几代人最后的告别之地。
蒋孝文的生命在这里结束，蒋孝武的生命也在这里结束。
而蒋孝勇自己，也在这里走到了终点。
一一七号病房的灯，24小时不灭。
白天有阳光，晚上有灯光。亮堂堂的，像是故意要驱散些什么。
白天守在病床前的是妻子方智怡。
晚上，两个儿子轮流值夜班。
方智怡后来回忆，两个儿子值夜班的方式截然不同：蒋友常趁父亲睡着时，会眯一会儿，但耳朵一直竖着，父亲一有动静，他立刻睁眼；而蒋友柏呢，搬一摞书放在床头，整夜不睡，一本书接一本书地看，直到天明。
有人问他为什么不打个盹？蒋友柏说：“我怕在我睡着的那几分钟里，父亲走了，身边没有人。”
偶尔，蒋孝勇半夜醒来，看见大儿子还在看书，父子俩就会在寂静的夜里聊几句。
病床上的蒋孝勇，把心里最深处的话，一点点掏给儿子听。
他说过一句让蒋友柏至今难忘的话：“这辈子死不足惜，唯一放心不下的是你奶奶。”
蒋孝勇的母亲叫蒋方良。
蒋经国去世后，她一个人守着那栋充满丈夫身影的房子，一步都舍不得离开。
蒋孝勇心疼母亲，说：“你奶奶是个苦命的女人。”
蒋友柏早就听大伯母徐乃锦说过类似的话。徐乃锦说：“她内心的痛苦到什么程度，你要再多40岁才能明白。”
病床上的蒋孝勇，还跟儿子聊人生。
他说，人生就像一块布满了点的图表，每一个点都是机会和选择。
你往哪个方向连，决定了你是谁。不可能直接连成一条线。
蒋友柏听着，心里翻江倒海。
11岁那年，他跟着家人去了加拿大，熟悉的环境、熟悉的人，一下子全没了。
本该说中文的地方，要说英文。
本该按部就班的生活，被父亲的病打乱了。
本该在大学毕业后去父亲的公司打工，跟着父亲学做生意——这一切“本该”，都被现实撕得粉碎。
一一七号病房，像一面镜子，照出了蒋家的命运。
1996年12月22日下午，蒋孝勇的血压突然骤降。
医生想插管抢救，蒋孝勇之前明确说过：不想被插管。医生尊重他的意愿，只打了升压剂。
晚上七点多，气息越来越弱。妻子方智怡、三个儿子——蒋友柏、蒋友常、蒋友青，都守在床边。
蒋友柏哭喊着：“爸……再撑一下，阿娘就要来了，让她见你最后一面！”
80岁的蒋方良，正被人用轮椅推着，往医院赶。
时间一秒一秒地熬。不知道过了多久，病房门被推开，蒋方良进来了。
她看着病床上的儿子，脸上没有悲恸，只有和蔼。
那是母子俩最后的相会。
五分钟后，晚上八点十五分，蒋孝勇走了。48岁。
蒋友柏后来再也没有回到纽约的校园。他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应该”的。他决定重新连自己的那根线，重新规划自己的人生。
一一七号病房的灯，后来灭了。可蒋友柏心里的那盏灯，亮了。
对此你们有什么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