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5月12日，西班牙加那利群岛的拉斯帕尔马斯港，一艘名叫“阿卡利号”的木筏缓缓驶入大西洋。这木筏不大，长十二米，宽七米，上面载着十一个特殊的人——六女四男，外加一个五十来岁的墨西哥人类学家，名叫圣地亚哥·吉诺维斯。
吉诺维斯这人有点意思，他生在西班牙内战年代，小时候见过邻居为半块面包拔刀相向，后来又经历过劫机事件，在生死边缘走了一遭。这些经历让他坚信，人性骨子里是暴力的，而暴力的根源就是性。他觉得，只要把一群年轻男女关在封闭空间里，让他们争夺有限的资源和配偶，迟早会打起来，打得头破血流。
于是他想出了这个实验：找一群年轻人，男女比例特意安排成六女四男，让他们在海上漂流一百天。船上准备了够吃一百天的压缩饼干、淡水，还有几箱红酒和一整箱避孕用品。规矩也定得古怪：大家只能穿泳装，女性掌握管理权，男性得听命令，睡觉时男女混居。吉诺维斯自己不上船，他租了艘小船远远跟着，用望远镜和隐藏摄像头观察，心里就等着看这群人怎么为了性和食物打得你死我活。
船上这十个人，都是从一百多份申请里精挑细选出来的。有瑞典的女船长玛利亚，日本的女医生佐藤，美国的男摄影师汤姆，以色列的男学生大卫，法国的女教师露西，安哥拉的男工程师卡洛斯……个个二十多岁，身体强壮，长相出众，还都有点文化背景。吉诺维斯挑人的时候特意选了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他觉得这样更容易产生冲突。
木筏出发那天，港口围了一群记者，大家挥手告别，场面还挺温馨。可吉诺维斯站在岸边，嘴角却露出一丝诡异的笑容。他心里想：好好享受吧，等你们在海上待久了，法律道德都没了，看你们还能不能这么和气。
头几天，船上确实挺热闹。年轻人们在甲板上晒太阳，聊音乐聊理想，气氛轻松愉快。没过多久，就有人开始谈情说爱了。夕阳西下的时候，甲板上有两对男女拥抱接吻，船尾处还有更亲密的举动。吉诺维斯透过望远镜看得清清楚楚，心里乐开了花：开始了开始了，性张力上来了，冲突不远了。
可奇怪的是，日子一天天过去，预想中的暴力冲突始终没来。这些年轻人非但没打起来，反而相处得越来越融洽。他们自己制定了值班表，轮流做饭、清洁、瞭望。性关系也慢慢稳定下来，几乎每人都有了固定伴侣。偶尔有点小摩擦，比如排队打饭时有人插队，吵两句也就和解了，连嗓门都没提高。
吉诺维斯坐不住了。他原本以为人性会自然暴露黑暗面，可现在这群人居然在海上过起了和谐日子。于是他开始干预，先是发问卷，问题从“你最喜欢谁”慢慢升级到“你最讨厌谁”、“你最想掐死谁”。他还把大家叫来开会，当众念那些敏感问题，想挑拨离间。甚至男女亲热的时候，他故意让别的异性进房间，或者写信告诉对方自己和别人有亲密关系。
可这些小把戏都被识破了。问到“最讨厌谁”时，很多人不假思索地写上了“圣地亚哥·吉诺维斯”。这群年轻人非但没内讧，反而更团结了，一起联手对抗他这个“破坏王”。
航行到第七十天左右，出了件有意思的事。大伙儿钓鱼时抓到一条小鲨鱼，有人主张杀了补充食物，有人坚持要放生保护生命。吉诺维斯在远处看着，心里又燃起希望：这下总该吵起来了吧？可让他失望的是，船员们坐在一起平静讨论，最后投票决定把鲨鱼放归大海。这场面成了实验的转折点——性张力没引发暴力，反而在生存危机中催生了理性协商。
后来还遇到一次飓风威胁，吉诺维斯用扩音器喊话让他们继续航行，说“极端环境才会显出人性”。可没人理他，女船长玛利亚带着大家躲进船舱，关了所有通道。一夜狂风大作，第二天早上船还在，没人受伤。那之后，船上的人更团结了。
第一百天，实验快结束时，吉诺维斯发了最后一份问卷，问题极端到“如果必须牺牲一个人，你选谁？”这次，十张问卷上写的都是同一个名字：圣地亚哥·吉诺维斯。
1973年8月21日，“阿卡利号”经过一百零一天的漂流，终于抵达墨西哥科苏梅尔岛。十个年轻人下船时，虽然晒黑了、瘦了不少，但精神状态很好，彼此拥抱庆祝。而吉诺维斯跟在他们身后，拎着望远镜、抱着厚厚的笔记本，默默无语。
这场被媒体称为“最邪恶实验”的航行，最终结果让设计者大失所望。吉诺维斯本想证明人性本恶、性是暴力根源，可一百天下来，这群年轻人在没有法律约束的环境里，展现的却是包容、理解、团结和理性。他们制定了规则，解决了争端，甚至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保持了和平。
实验结束后，吉诺维斯受到各界批评，有人说他拿人命冒险，有人说实验设计有问题。他后来还想再做一次，但最终放弃了。而这个实验却成了社会学界的经典案例，它告诉我们一个简单的道理：即使在最极端的环境下，人类往往选择合作而非暴力，理性而非冲动，这或许才是人性深处更真实的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