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回到1975年1月，北京漫天飞雪。周恩来把陈永贵叫到中南海。老人家握着他的手，语调郑重却亲切：“永贵同志，四届人大要请你出任副总理。”陈永贵愣住，急得连声说：“总理，我是个庄稼人，文化浅，哪能当这么大的官？”周恩来莞尔一笑，“毛主席也同意，你代表千千万万农民，谁说庄稼人不能进中南海？”这一问反倒让陈永贵再无推辞，只得咬牙答应。
接受任命前的那一夜，他在灯下发呆。写字依旧用那只粗糙的圆珠笔，信纸上却满是圈圈画画。他在想，如果真有三头六臂，也未必批得完那一摞摞文件。可第二天清晨，他还是按时出现在人民大会堂，身着旧呢子大衣，脚踩自做布鞋，额头白毛巾没有摘下。许多人小声议论：副总理也能这么穿？可他站在主席台上汇报时，底气十足，讲的还是那句老话——参加生产，领导生产。
追溯他的履历，要从1948年说起。那一年，三十三岁的陈永贵在昔阳县举起右拳宣誓入党。正逢解放大军南征北战，山西这个边区小村庄物资奇缺，地少石多，缺吃少穿是常态。有人记得他当时拍着胸脯说：“要让大寨人吃上白面。”这样的誓言，在缺粮的年代显得近乎天方夜谭，可他硬是一步步把它做成了现实。
1952年至1963年间，大寨人把山坡削成梯田，引水上山，平均每亩产量翻了几倍。12年里，他们向国家交公粮87万9千公斤，村民口粮却年年有增无减。1964年3月，毛泽东在邯郸专列上听到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汇报此事，笑着问：“陈永贵是哪几个字？他识字不？”得知“43岁扫盲，如今能读报”，毛泽东站起身连声称快：“山沟里出了好文章！”
同年年底，北京人民大会堂小餐厅里，毛泽东过71岁生日。按惯例请来十几位劳动模范吃饭。陈永贵第一次与毛主席同桌。席间毛泽东把一盘辣椒红烧肉推到他面前：“永贵，尝尝湖南味。”又拍拍他肩膀提醒：“做一点不要翘尾巴。”外人不知，这句话此后成了陈永贵的座右铭。三个月后，他把整句话写进村民夜校的黑板报里，嘱咐乡亲们“集体富也别忘本”。
1975年四届人大后，陈永贵被分在钓鱼台3号楼办公。窗外湖水清冷，却没有一条鱼敢在冬日浮头。他不止一次自嘲：“钓鱼台无鱼可钓，我这老农忙着批文件。”手下的秘书回忆，大字他写得吃力，常常让人找来毛边纸反复练，再誊抄到正式文件上。他还是坚持“三三制”——三分之一时间在大寨劳作，三分之一到各地看农田，剩下三分之一留在北京办公。毛主席看到他的请示后，龙飞凤舞批了六个字：“很好，照此办理。”
1978年以后，国家拨乱反正。陈永贵敏锐地感觉自己不再适合高位，四处打报告要求“能上能下”。1980年9月，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批准他辞任副总理。随后，他收拾行囊，搬到木樨地一间简朴小屋，只留两名工作人员。有人劝他留下高级待遇，他摇头：“吃多大碗饭，干多大事。现在我是一介农夫。”
1983年，他受命到北京东郊农场任顾问。清晨五点，他照旧头缠白布，扛锄下地。同去的年轻工人曾打趣：“陈副总理还真把这里当大寨。”他哈哈大笑：“庄稼不会说话，可从不骗人。”
然而病痛悄悄逼近。1985年春，他在地头忽觉胸闷，随后确诊为肺癌晚期。住进北京医院那天，他仍提着个土布包，里面只放了几件换洗衣服。薄一波、余秋里等老同志前来探望，他憨厚一笑：“我这辈子值了，谁能想到种地能种成副总理，还能进京看病。”
病情恶化后，大寨的老乡赶到北京。病榻前，陈永贵拉着乡亲的手，气若游丝：“回去告诉大家，好好种地，别丢了集体。”说完，他又转头叮嘱妻子：“娃们要读书。”那一夜，他似乎梦见了毛主席。“主席叫我去帮着种下一片新庄稼。”他对护士轻声说，眼角闪过一丝安慰的笑。
噩耗传来时，北京正是乍暖还寒。处理后事的同志一度犯难：陈永贵已不在政府任职，追悼会该按什么级别？邓小平当即表态：“照副总理规格。”一句话，尘埃落定。3月31日，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外挤满送行的人群。挽联写着：为国为民，自力更生；躬耕陇亩，德耀后人。
4月4日，他的骨灰被迎回昔阳。细雨中，人们穿白布戴黑纱，两旁悬着“老陈回家”的横幅。鞭炮声里，村民们哭喊着“永贵”，声音哽咽。骨灰罐埋入田间的那一刻，翻新的泥土混着正抽芽的麦苗，散发出潮湿而深沉的气息。有人把那顶白毛巾压在土层上，说“让队长戴着它继续看庄稼”。
几十年前，陈永贵对大寨社员承诺过：“只要我还有一口气，队里的土地就要年年增产。”如今，他留在了土地里。后来有人路过他长眠的那片梯田，分不清哪一垄是他生前亲手开垦的，但都知道，这片沟壑纵横的山坡因他的执拗而披上绿装。岁月翻过一页，昔阳的风吹着油绿的谷穗，沙沙声里，仿佛还能听见那句粗犷的誓言：参加生产，领导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