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14日，川南群山被冷雨浸透，马边河谷弥漫着水汽。几名赶集回村的老百姓在石拱桥下议论：“国军大部队从峨边往西跑，枪声却越来越近。”谁也没料到，这场追逐已逼宋希濂到悬崖边。
宋希濂此刻正策马在被雨水冲刷得泥泞的山道上。前一天夜里，他接到密报：解放军主力正从犍为、五通桥方向合围，西昌成了唯一的退路。电台里反复强调“至少九个军”，让他坚信自己不过是暂时撤离，待集中兵力后还有翻盘余地。
进了清水溪镇已近午时。行军一个通宵，部下饥疲交加，尤其是跟随的眷属，鞋底磨破，裹脚布渗着血。镇上茶馆冒着热气，青石板被河风吹得发亮。宋希濂瞥了眼云遮雾绕的大渡河，心里盘算：只要抢进乐西公路线，或许能接上罗泽闿的余部，再向西南退。于是他下令就地生火，“一刻钟后动身”。
灶火刚燃，街口却传来零星枪声，紧接着是群众匆忙关门插闩的杂乱脚步。有店家奔进茶馆：“解放军来了！他们在河那头！”宋希濂碗还未放下，外面已有人惊呼“对岸有红色帽徽！”他心里一沉，匆匆把半碗饭一泼，大喝：“连夜急行，别恋栈。”话音未落，蹄声骤起，队伍踉跄南撤。
清水溪北坡，解放军第十八军一五五团二营刚掩至河谷。三连排长举着望远镜，咂舌：“敌人好家伙，人多得像集市。”营长却皱眉看表，急道：“先吃饭再追，肯定来不及。”于是命令：“夹生饭，边跑边吃！”铁锅里米粒半熟，士兵们用手捞了就往嘴里塞，提枪下山。
追击从黄昏延伸到黑夜。雨雾挡住了月光，山路只剩隐约的白线。解放军人数不足一百二十，连成一路灰影。给养跟不上，有人边追边嚼炒面；还有人脚板磨破，也不肯耽搁。连长李云舫喘着粗气说：“咬牙！活捉那老家伙，才算过年！”
15日拂晓，薄雾翻卷。前线尖兵五连在马边河一带发现大群敌人。那一刻，山巅俯瞰，树林缝隙里能看到成排帐篷、炊烟直上。阴法唐团长蹲在乱石坡，简单画了几条线：“一营迂回左翼，七连八连主攻，二营待命包抄。”话落，他拍了拍枪托，“快打，不能让他们缓过气。”
激战骤起。山谷回声震荡。国民党残部本就士气低落，一见山头炸点狂闪，齁哑号角乱吹，防线瞬间溃散。冲下去的八连士兵冲锋到一半就改成劝降：“站着别动！枪往河里扔，保命要紧！”让人意外的是，对方居然听话，稀里哗啦把步枪、冲锋枪统统掷进激流。顷刻，马边河被枪弹填得叮当作响。
宋希濂在后阵听到川流不息的落水声，心如刀割。那是他靠山西大店、重庆兵工厂好不容易凑来的家底啊。可眼下更要命的是，九连突然冲下山，切断了他与西昌的道路。他被迫向高处抢占制高点，组织警卫团回击。劈山裂石般的火力打得九连一度后退，但是阴法唐很快调集重机枪封锁山脊。霎时间，优势倾斜，国军成排倒地，哀号与山风掺在一起，分不出是谁的声音。
午后两点，雨势又大。宋希濂余部缩成七八百人，不得不沿绝壁间唯一羊肠道继续折向西北。挡后的小股官兵一组组留下，仅为拖延十来分钟。山风呼啸，有人嚷道：“将军，再这样打，弟兄们都要没了！”宋只是摆手：“再咬牙两天，就两天！”
同一天深夜，二营在雾气中误入断崖。王永祥副营长提着驳壳枪看着脚下悬空的深谷，直叹“天助他也”。不巧的是，宋希濂正骑着那匹白马，从谷底另一边的山脚经过，几盏马灯在黑暗里一闪一闪。双方隔空相望，不过百余米，却只能彼此错过。第二天黎明，一五五团调来三营对岸截击，仍旧晚了一步。
转折出现在17日。国军残部行至毛坪，已没粮没药。饥肠辘辘的士兵躺在柴垛旁，连枪栓都懒得推。就在此时，解放军一三九团抢占前路隘口。团长徐介藩沉声吩咐：“敌人肉眼可见被饥饿拖垮，不必硬拼，截断退路即可。”炮兵两发榴弹飞落，碎石与松木一同坠下，堵死山道。逃兵潮立刻爆发，大白旗、白手帕、甚至白衬衣轮番晃动。
宋希濂被迫率亲信警卫队夺船渡河。对岸老船工见对方惊慌失措，小声嘀咕：“十年前红军过河时，可没这么没章法。”船只刚靠岸，左翼山头骤响冲锋号。宋希濂回头，看见不远处一个年轻军官攀石而下，身后不过二三十人，却杀气腾腾。他暗叫不妙，索性弃船逃入竹林。
19日清晨，浓雾像湿帘子垂在河谷。宋希濂藏身一间吊脚楼，贴身参谋低声提醒：“再不走就晚了。”上将抹去雨水，尚未回答，门口响起皮靴踏地声。“出来吧，打完仗了。”一句质朴的川音打破寂静。宋希濂推门，看见两名解放军战士，衣服泥点斑斑，却端枪站得笔挺。
不久，俘虏列队。枪早被河水吞没，官兵只能空着双手。阴法唐走来，微笑点头：“宋将军，久仰。”语气平和，却不容拒绝。旁边的徐介藩插话：“我们追了你几天，今天算见面了。”
宋希濂低头整理被雨水打湿的军帽，终究还是问出那句心里话：“到底多少人？”
“一个团，实到八百。”阴法唐如实相告。
“八百？”宋希濂脸色惨白，仰头长叹，“真是——亏得冤枉！”声音回荡在峡谷，引来几声山雀惊飞。
这四个字落地，他颓然坐下，双手撑膝，似乎再没有力气。十几年来，他从中原打到西南，自诩骁将，如今却栽在区区之众。以前的“九个军”情报，此刻成了嘲弄。同行的参谋凑近，小声道：“将军，我们还有数千散兵，可与西昌守军策应……”话没说完，就被宋摆手止住。天气依旧阴沉，大渡河水声轰鸣，掩盖了此时此刻的尴尬与懊悔。
俘虏清点工作持续到夜里。解放军只派了一个排看守，却无人敢闹事。原因很简单：方才那一战不过两小时，数千人兵败如山倒，不少士兵至今双腿发软。老兵们心里明白，时局已变，何苦硬撑。
翌日清晨，船再度靠岸，俘虏们在渡口排成长队。老船工收了新政府的船资，嘴里哼起小调。这一幕与13年前红军强渡大渡河的传说交相呼应，仿佛历史在同一条河上写下尾声与序章。
再往后的路，宋希濂只得随队北上。一路上，百姓指指点点，议论昔日的川军名将为何落得如此境地。有人窃窃私语：“他终究敌不过那支‘小分队’啊。”也有老人摇头：“兵心散了，人再厉害也白搭。”
而在临时司令部里，阴法唐整理战报：自12月14日至19日，小分队昼夜行军二百余里，参战总兵力不足九百，毙伤俘敌五千余，缴获枪械数千支，控制大渡河东岸要隘，为西昌战役奠定了先手。纸页上，若干数字点成了战史里硬邦邦的注脚。
那张战俘表没用到多少宫格就写满了。宋希濂名字旁，备注栏写着“生俘，随身配枪一支已弃河”。字墨未干，就有电话催促：中央军委要求速报战果。电台嗡嗡作响，操作员忙着用莫尔斯发报，啪嗒声在夜里显得特别清脆。
一代国民党“钢军”名将的归宿就此尘埃落定。一个团追击，一个将星坠地。山风继续吹着，马边河水如常奔流，翻涌的浪头似乎在诉说：兵力的多寡，从来敌不过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