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2月1日凌晨，寒潮窜入井冈山，山林被冰霜封住，篝火也缩成一簇微光。彭德怀在雪地里来回踱步，鞋底黏着泥泞，身旁参谋递来一张手绘的防御图。蒋介石调集的六个旅已逼到黄洋界下，红五军千余人却仍要替红四军断后。
从决定“死守”到部署防区，只隔了一夜。彭德怀和滕代远对着地图谈战术，声音越来越高。一个主张拆分部队、放开机动；一个坚持板上钉钉，全营紧守要隘。外头风声呼啸，帐篷里火光闪烁，谁也不肯先退一步。忽听“叭”的一声，油灯跳了一下，两人都沉默了。临战怒气，暂且压进胸口，第二天还要带兵迎敌。
敌军循着山道包抄而上。彭德怀亲自挑米，带头钉阻马桩；滕代远则把整个井冈山防线划成蜂窝，七道隘卡层层相护。歌谣在松针间回荡：“彭军长背米翻山，滕师长挑灯画图。”没几个人注意到，两位主将每晚都会把当天火力消耗记得密密麻麻，粮草、弹药、伤兵人数一一标上。
两周硬撑，弹药只剩最后一基数，山顶一夜霜雪三尺厚。彭德怀看着空空的仓库，咬牙下令突围——从南面最险的葫芦坳下山。队伍排成一条黑线，在冰面上爬行，军号沉默，只有草鞋与岩石摩擦的声响。为迷惑敌军，他留下一班机枪手假装守阵。临行前，彭德怀低声交代：“能拖一刻是一刻。”哨兵点头，转身回到工事。
2月9日，大队人马抵达赣南新城，篱笆墙上挂着未拆的灯笼——正值除夕。战士们才刚端起冻硬的南瓜饭，滕代远跑往邮局收集各地报纸，他要弄清敌情与舆论。有意思的是，一路鏖战的疲惫并没压住他的求知劲，他一面翻报一面嘀咕：“须知彼，方能制胜。”
就在这时，意外发生。邮局昏暗的灯光下，滕代远半蹲着翻阅，腰间那支老式驳壳枪被桌角一抵，“砰——”火舌闪过。子弹从他左胸撕出，后背顿时血花四溅。他只来得及低喊一句：“我的枪走火！”随即仰倒在地。门外的街声被抽空，世界只剩耳鸣。
同一刻，二里外的指挥部中，彭德怀正和参谋推演夜间行军路线。警卫冲进来禀报：“滕军团长受伤！”他的指尖停在地图上，抬头时眼神一瞬失焦，随即猛地抓起呢帽：“担架！跟我走！”雪水还没褪去的军靴踏在青石板上，发出急促回响。
“滕老弟，先别说话！”彭德怀俯身按住伤口，鲜血透过棉衣往外涌。滕代远嘴唇发白，却仍想解释：“报……报纸。”彭德怀只回了一个字：“闭。”随后命人拆门板做担架，裹起棉毯，趁夜色渡河。远处枪声渐近，正是刘士毅的湘军。岸上子弹劈里啪啦溅水花，却始终未敢追过来。
赶到安全地后，军医把滕代远推入临时手术室。子弹穿胸而出，所幸未伤大动脉，算是九死一生。彭德怀守在门口，听见里头锯骨钳子碰撞声，心里一阵发麻。片刻后，军医探头：“救回来了！”他长舒一口气，汗水从棉帽檐滴下。
这场意外让两位宿将的争执烟消云散。几天后，滕代远靠着半躺在竹床上打趣：“老彭，你那天吼我吼得凶，现在该赔罪吧？”彭德怀拍着他的肩膀，轻声道：“以后吵归吵，不许再拿命来试枪。”帐篷里一阵低笑，是冰天雪地里难得的暖意。
休整不到半月，敌军再度集结。彭德怀向前委请战：“井冈山丢在我手里，我去拿回来。”他当时三十一岁，肩膀单薄却硬得像岩石。3月初，红五军绕道遂川，以夜袭迂回打乱敌军部署；5月拔掉碱山封锁线；6月一鼓作气重登黄洋界，插上先前被迫撤下的红旗。
史料记载，复山之役，红五军以不足两千之众，击溃数倍于己的湘军，俘敌千余。参战老兵回忆，彭德怀冲锋时衣襟被子弹撕成布条，只低头扯掉碎布继续前冲。一名警卫兵忍不住提醒：“军长，危险！”他甩出一句：“怕死别打仗！”声音被枪声撕碎，却传到每个战士耳里。
滕代远伤愈后赶上部队。他举起望远镜，看着山头那面重新升起的红旗，眼圈发红，悄声说：“这下，总算对得起牺牲的弟兄了。”不远处的彭德怀没回头，只抬手摆了摆，像是招呼，又像是告别。
这一年，井冈山的硝烟并未散尽，反“围剿”的号角接踵而至。红四军与红五军随后在瑞金再会，成立前敌指挥部，先后打响赣南、闽西多场硬仗。彭、滕二人一前一后，动如脱兔、战如猛虎，吵归吵，却惺惺相惜。故人说他们是“一对不服输的活火山”，硫磺味再浓，也能在关键时刻合成最耀眼的火光。
滕代远的胸口伤疤后来留下了一道手掌长的凹陷，他常摸着笑称那是“误伤三军司令的叛徒弹”。听的人往往一愣，他却补一句：“若非那年我们多嘴几句，哪有机会替它留纪念？”说罢哈哈大笑，连彭德怀也忍不住弯了腰。生死关头的手足情谊，就这样融在一声声豪迈的笑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