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末，支前归来的宋任穷临危受命，赴沈阳主持东北局。彼时“三年困难”方起波澜，重工业吃紧，农村也亟待振兴。他跑遍辽吉黑，连夜和厂矿、气象、农垦各路人马磋商，天亮又钻进车间。短短两年，大庆油田初具规模，鞍钢扭亏，黑土粮仓渐复生机。中央多次派调研组北上，1961年春，周恩来和邓颖超深入东三省，踏雪田埂、夜宿工棚，出门前一句“到基层听真话”，让陪同的宋任穷记了一辈子。
风云骤变在1966年。昔日功劳簿顷刻翻篇，连同他在内的大批老干部被集中到京西宾馆。母亲河不曾见过这般寒意，宋任穷住六楼东端，手中无章，却仍守阅读与笔记，悄悄关注局势。1969年10月再度转移，他被送往郊区机耕队，在炊事班里择菜、腌雪里蕻。老战友陈再道偶尔来串门，两人围着架子床小声交流：“忍忍吧，总有晴天。”这句话成了冬夜炉灰里的一点红星。
家属被允许探望后，日子艰苦却有了温度。1973年盛夏，女儿和女婿联名写信给在外奔走的周总理，请求父亲返京医治。批示很快批下，秋天，宋任穷旧疾复查，暂住中办招待所。那些日子，谭震林、滕代远前来握手寒暄，劝他把身子养好。政治气候已显松动，“九一三”尘埃初落，落实干部政策步步展开。
转入1974年春，他心底的火又燃起来。见病情稳定，宋任穷通过组织口子表达了复出意愿，并托人向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报告。几日后，一位秘书捎来一句话：“老宋，形势未定，你的工作安排，我无能为力。”这十二个字不重，却掷地作响。宋任穷听罢，只抿嘴一笑，没有更多情绪。他懂，既然方向还未划清，再大的本事也要让位于大势。
时间翻至1976年，接连三声挽钟震动大地。1月，周总理病逝；7月，朱德元帅离世；9月，毛泽东主席撒手。旧友凋零，国家恸哭。守在收音机旁的宋任穷额头青筋跳动，沉默良久，关掉按钮，走到窗前，用毛巾掩面。悲痛里，他更清晰地感到，不能停步的，是共和国的脉动。
10月，那场定鼎乾坤的行动令全国定心。老部下来电报：“局势稳住了！”电话那头的声音沙哑，却透着久违的轻松。宋任穷把话筒放回，第一次笑得开怀——大局既定，便该有人出来担责。
1977年初秋，华国锋、李先念先后找他谈话，希望他出任第七机械工业部部长。七机部管理航天和导弹工业，是国防尖端所在。宋任穷没有推辞，只提一条：“先给我一个公正结论，再谈任职。”华国锋坦率回应：“这事不易，得慢慢来。”思量几日，他征询彭真、叶剑英等老友意见，得到的答案几乎一致——先干事，再等结论。于是他接受任命，10月20日正式就位。
摸索着进入陌生领域，他并不逞强，反复强调“外行管内行要有分寸”。很快，抓方向、抓队伍、抓重点型号的“三抓”口号在七机部传开：东风五号洲际导弹、巨浪一号潜地导弹、三三一通信卫星，三大项目被列为头号工程。宋任穷跑遍研发一线，盯进度、要数据，也为科研人员争取钢材、稀土、资金。北京开会，他向邓小平汇报时不忘讲细节：哪一台关键试验设备卡在哪条审批流程，哪一批铌锆合金急需调剂。邓小平拍拍桌子：“保证给你！”一句允诺，换来的是全国性协同，很快，数十个配套厂同频运转，型号跃上台阶。
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京召开。会场里，宋任穷起身发言，语气平和却直指要害，疾呼拨乱反正、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会后，他接到辽宁方面的电话：省委自查认为当年对他的处理存误，应予修正。宋任穷答道：“先把被耽误的同志们扶上来。”1980年2月，辽宁省委纠正原结论；4月，中央批复认可。
同年夏天，宋任穷调任中央组织部，肩负起落实干部政策、恢复党员队伍生机的任务。整党、落实待遇、落实职级，一件件，一桩桩，他拿出打游击时的韧劲与细致，让许多沉寂已久的老战士重返岗位。办公室灯火常亮到深夜，警卫员劝他休息，他摇头：“时间不等人。”
1985年春，已年届七旬的宋任穷感觉体力大不如前，正式提出退居二线。中央批准后，他转任顾问，专注纪念馆建设、口述史整理。六十年戎马生涯至此落下帷幕，但他常对后辈说：“组织把我放在何处，我就在哪儿发光。”
自东北黑土地的寒风，到北京病榻旁的孤灯，再到奔忙于航天试验场的热浪，宋任穷的人生被时代反复锤炼。那句“你的工作安排，我无能为力”，曾是命运的谷底，亦成为他后半程奋起的暗号；因为他深知，真正的将军，并不畏一时沉浮，只计长久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