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0月11日清晨，延安机场的晨雾刚刚散去，一架自重庆飞来的座机冒着油香味降落。机舱门打开，张治中扶着舷梯走下，他神情疲惫，却仍不忘回身搀着毛主席。那一刻，延河的秋风卷起尘土，历史悄悄把两人的手紧紧扣在一起。
在重庆谈判的四十三天里，张治中像影子一样跟着毛主席。为安全起见，他把自家桂园让出来当办公地点，自己搬进窄小的配房；还主动拿出政治部警卫营，补充主席身边紧缺的警卫力量。有人劝他：“张主任，宪兵才是蒋主席信得过的兵，你这么做要担风险。”他摆摆手：“要谈和平，就得先确保人安全。”一句轻描淡写，赌上了自己的前程。
当飞机在延安停稳，张治中才算松了口气。毛主席邀他在枣园吃晚饭。席间，毛主席举杯说：“文白兄，今天你护送得辛苦了，革命不分地域，唯真心可见。”张治中回应：“国家要统一，终究靠坐下来谈。”这一来一回，没有豪言，只余肝胆。
此后几年，两人隔空书信往返。1946年，新疆局势骤然紧张，盛世才变脸清算共产党人，131名党员及家属身陷囹圄。中央派周恩来求助张治中。当时的张治中已任新疆省政府主席，名义上听命南京，实则处处掣肘于军阀旧部。面对周恩来的电文，他咬牙三上电报给南京：“如不速释，恐伤民族团结，贻误西北大局。”蒋介石装聋作哑，他又派心腹少将连夜护送被捕人员南撤。铁路断，公路险，张治中干脆拨出骑兵排护卫，硬生生将人带出天山。他的决定，引来蒋系的不满，却换回了131个家庭的平安。
人们常说张治中“和气”，其实他骨子里有股倔。1949年6月，政协筹备会上，各界人士为国名争得面红耳赤，“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呼声最高。讨论近尾声时，他慢吞吞举手：“民主与共和本一体，一国之名，何须并列？删去‘民主’二字如何？”会场安静数秒，旋即赞同者众。一锤定音，“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此写进史册。两月后，他又对国旗方案提出质疑，认为黄河横杠会把五角星割裂，“视觉难免暗示分离”，毛主席听罢沉吟片刻：“很有道理。”最终，五星红旗在风中高扬。
时间拨到1958年9月。北戴河会议刚散，张治中和家人正准备返京，忽接电报：毛主席请他同行南下。10日上午，两架里－2运输机先后起飞，目标武汉。抵汉当晚，主席特意请张治中到住处。门一推开，主席笑意不多，先是握手，随即语气郑重：“文白兄，还记得那笔账吗？”张治中愕然：“哪笔账？”主席轻轻一摆手：“常说要去你家乡看看，总拖着没兑现，该补了。”
原来，自1950年起，张治中每年都劝主席到安徽走走。那是他的根，也是他口中“应当让主席亲眼看看淮河两岸贫与富的对比”。主席总被各地事务牵住脚，拖到如今终于兑现诺言。
10日至15日，毛主席在武汉调查长江防洪、钢铁生产，还六次畅游江中。15日清晨，江面薄雾升起，汽笛一声长鸣，“武汉”号小轮离开蛇山码头，顺江逆风驶向安庆。张治中站在甲板，望着江水发出闷雷般的拍岸声，心底暗叹：“这一回，总算没食言。”
安庆是皖江门户。为了欢迎主席，当地干部曾希圣与张治中商定：不摆宴，不封路，只让百姓自发来。张治中犹豫，“主席难得来一次，让乡亲们看一眼也好。”主席起初不愿张扬，最终拗不过他，点头同意乘敞篷车。
19日下午两点，烈日在头顶晃晃悠悠，合肥长江路上彩旗招展。敞篷吉普缓缓驶过，毛主席身着白衬衣，右手轻挥，沿街群众簇拥道旁，喊声一浪高过一浪。张治中坐在副驾，激动到红了眼眶——那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陪着主席在故省的街巷穿行。
安徽之行结束，主席离站前在车厢里同张治中聊了半小时。秘书只记住一句：“这账算清了，但合作的事才刚开始。”列车启动时，张治中目送车尾远去，手里仍攥着主席赠的旧作《菩萨蛮·黄鹤楼》。
之后，安徽境内启动大规模治淮，张治中为工程多次奔走。有人说，这或许也是“那笔账”的一部分。
进入六十年代，张治中日渐消瘦，顽固性哮喘反复发作。1964年下半年，他多次入院，医生不敢大意。消息传到中南海，毛主席批示：“全力医治，需药即供。”两年后“七一”前夕，病榻上的张治中仍惦记着到天安门再看一次。医护人员犹豫不决，他却坚持：“我得向主席报声平安。”
1967年国庆，张治中坐着轮椅出现在城楼西侧。礼炮轰鸣时，主席走到他身旁，俯身握手：“要活下去，合作未完。”张治中微微点头，双眼泛亮，没有多言。人群欢呼此起彼伏，风将主席的灰布上衣轻轻鼓起，仿佛那场从重庆延伸而来的深情仍在飘荡。
张治中逝世后，安徽舒城立了一座小巧的纪念馆。馆里陈列着他亲手标注的治淮图、当年护送131名同志的电报副本，还有那本折角的《菩萨蛮·黄鹤楼》。解说员常会告诉来访者：毛主席说过，张治中是“忠实的朋友”，而那句“我欠你一笔账”，其实是一份许诺，也是一份信任。
半个世纪过去，长江依旧奔涌，江岸灯火比当年更盛。人们或许记得毛主席六次横渡的身影，也或许记得那声“记不记得我还欠你一笔账”。可在更深的历史纹路里，一位和平将军的担当与一位伟人之间的惺惺相惜，才是那笔账真正的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