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输了，中国也未必能赢”，这句话来自一篇最近国外发表的外交政策分析报告，直接点破了当下很流行、也很危险的认知误区：“大国博弈是零和游戏，你输的就是我赢的”。
伊朗战争打到第八周，这种零和的说法越来越有“市场”。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美国军舰在中东地区进退两难，特朗普政府焦头烂额，于是有人急着下结论：“美国被困在中东，中国坐收渔利”。
这个说法简洁到让人不愿意深究它的漏洞，但问题在于，在全球化的能源和供应链网络里，中美早就是两根纠缠在一起的绳子，而不是两个独立的水池。
【零和博弈的说法不靠谱】
为什么“美国输等于中国赢”这个说法这么受欢迎？因为它省事。伊朗战争每天都在产生海量信息，油价涨了多少，哪艘船被扣了，谈判怎么样了。
复杂的世界实在是太需要简单的解释了，因为普通人没有精力去追踪每一条线索，于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个古老寓言故事，就成了最顺手的解读。
在美国，这个说法经常被用来攻击政府的战略失误；在中国，它被用来谈论东升西降。两边都在用同一个公式，只是代入的立场不同。
但这套公式需要有一个前提假设，即中美是两个独立的系统，一个受损不会牵连到另一个。这个假设在几十年前或许还可以部分成立，放到各个领域都高度全球化的今天，已经完全站不住脚了。
中美经济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远比对手、竞争者这些词要深得多。
中美不是两个人在擂台上对打，而是两个人被绑在同一张网里，一个人挣扎，那另一个人也会受影响，现在的伊朗战争，就是这张网正在收紧的动作。
【战争的真实账单不只是美国在付】
先看能源。霍尔木兹海峡每天通过全球约三分之一的原油，海峡被封锁后，国际油价应声飙涨接近一倍，美国虽然是原油出口国，高油价对它不全是坏事，至少美国的页岩油生产商能赚更多钱。
而中国是全球最大能源买家，每天有大量油轮经过霍尔木兹，油价每涨一美元，中国进口原油的成本就增加数十亿。这怎么算都不是中国在坐收渔利。
再说供应链情况。油价上涨推高的不光是加油站的数字，还有所有与石油相关的工业品，包括化工原料、化肥、运输成本等等，石油是工业的血液，影响的领域包罗万象。
中国是世界工厂，规模庞大的制造业对能源价格的敏感度很高，而美国经济则是服务业主导的，影响没那么严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现在已经下调了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中国一季度的数据虽然表现出了很强的韧性，但外贸出口已经感受到欧洲市场需求的疲软。
中东打仗，其实欧洲经济受冲击最大，但欧洲又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这条传导链绕了半个地球，最终还是绕回了中国。
还有地缘政治方面。有一种说法是，美国困在中东，印太地区的压力就减轻了。这个说法听起来有些合理。
表面上看，霍尔木兹海峡的危机，占用了美国海军大量兵力，航母也被牵制在波斯湾，印太地区的美国军事部署确实出现空窗期。
但空窗期不等于高枕无忧，日本、澳大利亚、印度都在积极填补这个真空，美国的盟友并没有因为美国忙不过来就散伙。与此同时，中国在南海、台海面临的安全压力并没有减轻，因为压力的来源从来不只是美国一家。
更重要的是，中东地区的乱局本身对中国就是风险。“一带一路”相关项目在中东有大量基建项目、伊朗还是上合组织成员国、沙特也是中国最大的原油供应伙伴。这个区域要是彻底乱了，中国肯定不能说是“受益方”，而且也无法完全置身事外。
【没有旁观者的博弈】
零和思维最大的问题，是它假设棋盘上只有两个玩家，但真实世界永远挤满了很多个玩家。
伊朗战争表面上是美国和伊朗的对抗，实际上把沙特、阿联酋、以色列、土耳其、俄罗斯全卷进来了。
沙特在加快战略自主，阿联酋在中美之间两头下注，土耳其趁机扩大在中东的影响力，俄罗斯获得了高油价收益和地缘格局。
中国的角色不是得利的渔翁，更像是被各方拉扯的对象。
美国希望中国配合制裁伊朗；伊朗希望中国顶住美国，继续大量买油以获取战争资金；沙特希望中国维持原油需求稳定；俄罗斯希望中国和它站在一起反制西方。
每一方都在用自己的利益诉求来定义中国的角色，而且每一个角色之间都是矛盾的，这可不是什么舒服的位置，而是被架在火上烤。
所以伊朗战争最大的问题，不是证明了谁赢谁输，而是戳破了旁观者这个身份。在高度全球化的今天，任何一场区域战争，它带来的影响都会越过边境线，影响所有的经济体，唯一的区别只是你站在风暴的哪个位置，而不是你能否躲开风暴，因为根本就没有避风港。
【打破零和思维不是替谁说话】
“美国输了，中国也未必能赢”，这句话说出来，也很容易被误解成“替美国辩护”，或者“唱衰中国”，但它的本意是完全相反的。承认零和思维有局限，是拒绝用简单的公式来理解大国竞争。
真正的战略清醒，是看到对手有灾难时不要急着欢呼，而是先盘算一下，这场灾难造成的破坏力，到底有多少会影响到自己身上。
伊朗战争不会永远打下去，但霍尔木兹海峡危机留下的，应该包括一个认知上的补丁，在这个深度绑定的世界里，没有哪个大国能真正从别人的灾难中获利。
全球所有人都在同一条船上，船要是翻了，没人能干着衣服上岸。
文｜汤蒲新 香港浸会大学 应用经济学硕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