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秋天，全军搞了个授衔大典。
中南海怀仁堂那叫一个热闹，元帅、大将、上将们排着队领命令状，那金灿灿的肩章晃人眼。
可你要是细看上将那拨人，会发现缺了两块“拼图”，少了俩本来板上钉钉的人。
这两位不是别人，正是李聚奎和王建安。
李聚奎这事儿好解释，理由硬邦邦的：人家那时候刚好调去当石油工业部的“一把手”了。
按照当时的条条框框，转业到地方的行政干部不凑这个热闹。
这笔账明白着呢，大伙儿也没啥闲话（等到1958年他归队，上将军衔立马就补上了）。
可轮到王建安，这事儿就变得那叫一个错综复杂。
要说资格，那是从黄麻起义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老把式；要说战功，长征路上、抗日战场，再到解放战争带兵团，一直打到抗美援朝，哪次不是顶在前面的硬骨头？
偏偏就是这么号猛将，名单上愣是没他的份。
这一压，足足拖了大半年。
外头不少人瞎猜，以为是位置不够分，或者是资历被人卡了。
完全不是那码事。
真正让王建安授衔卡壳的，不是本事不行，而是他这辈子遇到的三个“岔路口”。
这三次抉择，让他在组织眼里成了个“好用归好用，但得好好敲打敲打”的主儿。
头一个坎儿，是在延安碰上的。
这估计是王建安这辈子最烫手、最容易招骂的决定。
那会儿，红四方面军刚到陕北落脚。
因为张国焘捅的篓子，红四的干部在抗大日子不好过，天天被拎出来批斗。
那可不是走过场，是动真格的，上纲上线不说，甚至还有动粗的。
都是提着脑袋闹革命的硬汉，谁受得了这个？
红四的将领们肚子里全是火。
许世友头一个炸了，私底下串联了三十多个老弟兄，琢磨着搞个大动静——带上家伙出走，回四川找刘子才打游击去。
这事儿在那会儿要是干成了，往轻了说是逃兵，往重了说那就是分裂队伍，要掉脑袋的。
起初王建安也是脑子一热，点头答应跟着干。
可就在准备动身的前一天晚上，他那个热乎劲儿退了，脑子清醒了。
他心里琢磨：咱们都是党的高级干部，受点委屈就拉队伍跑路，这不正好坐实了“反党”的帽子吗？
这一脚迈出去，味儿就全变了，以前流的血算是白搭了。
咋整？
摆在眼跟前的路就两条：
一条路，讲哥们义气。
跟着大伙儿跑，或者装哑巴。
结果弄不好就是一船人全翻。
另一条路，讲党性原则。
跟上级透个气，把这事拦腰截断。
代价是得罪所有老伙计，背个“告密”的黑锅。
王建安牙一咬，选了后一条。
当晚，他把许世友拽到旮旯里，想劝劝。
可许世友火气正旺，哪听得进去，甚至撂下狠话：你要敢把这事捅出去，小心我收拾你。
王建安一看没戏，转头连夜摸到了抗大保卫处。
反应来得那叫一个快：毛主席亲自过问，抗大校长林彪连夜带人抓捕，一场眼瞅着要让红军散伙的危机，就这么消停了。
后来回头看，王建安这一手救了许世友，也保住了那三十多号人。
但在当时那个节骨眼上，这简直就是断送自己的人缘。
从那天起，他和老领导许世友，还有一大帮红四的老战友，这梁子算是结结实实地结下了。
大伙儿瞧他的眼神都带着刺。
这种“独行侠”的滋味，王建安嚼了很多年。
要说头一回是为了“大局”把“人情”给丢了，那第二回，就把他骨子里太硬、太倔的那一面全露出来了。
那是解放战争刚开打，在山东地界。
中央把陈毅派来当山东军区一把手。
陈毅那是元老级人物，资格老，但在指挥千军万马的大仗上，偶尔也会有失手的时候。
当时山东局面挺被动，部队连着吃了好几个败仗。
当副手的王建安屁股坐不住了。
换做旁人，这种时候咋办？
要么拐弯抹角提建议，要么照顾主官面子，私底下通通气。
王建安偏不。
他认死理：既然我是副手，看出问题就得说，你不听那就是你的不对。
在一次总结大会上，王建安当场跟陈毅拍了桌子。
这一巴掌拍下去，事情大条了。
上下级关系瞬间降到冰点，两人吵架的事儿甚至传到了延安，传进了毛主席的耳朵里。
打仗年代，搞军事民主没毛病，但拍桌子跟主官顶牛，不管你有多少理，在组织看来，这就是“翘尾巴”、“眼里没领导”。
这笔旧账，组织上给他记了个小本本。
一晃到了1954年，王建安迎来了第三道坎，这也是对他授衔影响最大的一次政审。
这就是轰动全国的“高饶事件”。
王建安长期在华东混，是饶漱石手底下的老兵。
说句公道话，饶漱石在工作上挺挺王建安，两人私交也不赖，互相都能看对眼。
等到饶漱石倒台挨批的时候，所有眼睛都盯着王建安，看他咋表态。
这在当时简直是道送分题：只要站出来，把饶漱石狠狠批一顿，划清界限，王建安就能安稳过关。
可他偏偏交了张白卷。
王建安的想法是：他犯错是他犯错，但他以前支持我工作也是真的。
让我昧着良心把他踩进泥里，我说不出口。
于是乎，不管大小会议，王建安就是不肯公开骂饶漱石，甚至连像样的检讨都不乐意写。
在上面看来，这就不是讲不讲义气的事儿了，这是政治站位歪了，是跟组织审查对着干，是拒绝反省自己。
这三件事凑一块——得罪战友的“孤”，顶撞上级的“狂”，加上政治态度的“愣”，让王建安在1955年授衔前夕，卡在了一个特别尴尬的位置。
评衔小组有人出主意：王建安战功虽说够格上将，但这人毛病太多，要不压一压，给个中将算了？
这就是变相的“惩罚”。
节骨眼上，罗荣桓元帅站出来说话了。
罗帅管干部工作，最讲公道。
他心里明镜似的：王建安这是脾气问题、认识问题，跟原则性的反党扯不上边。
要是为了这个把一个兵团级的主力战将撸成中将，底下人没法服气。
罗荣桓给了个法子：先不授。
名字暂时划掉，给王建安留点时间好好琢磨琢磨。
这一招那是相当高明。
既保住了王建安上将的底子（没降级），又狠狠敲打了他一下（晚点给）。
看着当年的老部下、老战友一个个换上将军服，王建安心里啥滋味？
那是打翻了五味瓶。
但他是个明白人，更是个纯粹的军人。
他终于琢磨过味儿来了，自己那个“硬”，有时候就是一种伤人又伤己的死脑筋。
他提起笔，给军委写了份实打实的检讨，承认自己翘尾巴，也反思了在政治风波里的态度。
这份检讨，让毛主席和党中央看到了他的转变。
1956年1月，罗荣桓亲自主持，把上将军衔补发给了王建安。
虽说晚了一年，但这颗金星，到底还是落在了他的肩膀上。
话虽这么说，性格这东西真能定命。
王建安虽然过了这关，但在后来的日子里，他再没干过大军区的一把手，多半时候是当副司令，或者是顾问。
有老部下替他不平：论打仗，王建安是把好手，凭啥老给别人打下手？
王建安自己反倒看开了。
上了年纪，他早就把名利扔脑后头了。
最能说明他心胸的，还是跟许世友的那档子事。
虽然当年因为“告密”闹得不可开交，但在济南战役前夕，毛主席点将，特意把许世友和王建安硬捏在一块儿。
主席当时心里也犯嘀咕，怕这俩“冤家”尿不到一个壶里。
结果王建安二话不说，主动登门找许世友。
俩人一照面，大碗喝酒，以前的恩恩怨怨一笑勾销。
上了战场，配合得那是天衣无缝，硬是把重兵把守的济南城给啃下来了。
这就是王建安。
他有脾气，带刺儿，敢拍桌子，也爱犯倔。
但在大是大非跟前，在国家利益跟前，他心里那杆秤，从来没偏过。
那迟到的一年军衔，是对他性子的打磨，也是历史发给他的一枚特殊的军功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