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夏天，台北细雨连绵。杨梅路上一辆黑色轿车停在孙科寓所门口，车门打开，两位年轻女子踟蹰迈步。“你真的是父亲吗？”较小的那位开口，声音发颤。十多年未见的亲生父亲站在廊下，面容苍老，尴尬地抬手示意，场面比天气还要尴尬。这是孙穗芳、孙穗芬姐妹第一次在台湾与孙科相认，也是孙家内部裂痕的一个缩影。
要弄清这一段家族纠葛，时间得先拨回到1893年。那一年，陈淑英出生在檀香山，她既是孙中山堂侄女，也是孙科的表妹。表亲结亲在清末并不罕见，二人青梅竹马、顺理成章地步入婚姻。1913年，他们在美国迎来长子，孙中山盼天下治平，遂取名“治平”；1915年又得次子“治强”，寄托先平后强的心愿。
陈淑英性格活络，鼓励女权，甚至在香港公开做化妆模特，为华商马应彪的百货业站台。当时保守社会一片哗然，她却一句“新世代女子，没什么见不得人”断了闲言。这股闯劲在抗战爆发后延续，她组织“中国青年救护团”，被报纸誉为“救护团之母”。1947年，她还当选国大代表，脚步从未停歇。
与原配相比，孙科的感情生活则显得飘忽。1930年代，他与秘书严蔼娟同居，生下女儿孙穗芳；两年后又在上海结识名媛蓝妮，对方既当机要秘书，也是情人，1937年诞下孙穗芬。此时的陈淑英因身体原因留居澳门，三段情同一时间轴上展开，众口难调。
抗战胜利后，孙科仕途不济，1952年携长女、次子旅居美国，从纽约一路辗转到洛杉矶，身边少了小女儿们的身影。直到1965年蒋介石筹备孙中山百年诞辰纪念，才把孙科请回台湾。随职务而来的，是官邸、津贴以及子女落户的便利。治强随父登陆，先分到洋房，再得到一屋子狮子、犀牛头标本，自称“动物园馆长”。
然而血缘并不必然带来亲情。孙穗芳童年辗转台湾、香港，1951年被送回上海阿姨家，差点因“政治家庭”背景失学，多亏宋庆龄亲笔推荐，才考入同济大学。1959年探母赴港，嫁入豪门后又移民夏威夷，婚姻没撑太久。孙穗芬则在香港读书，凭英语优势进入台湾民航，成为当时最年轻的空姐。两姐妹与兄姐见面次数屈指可数，族谱始终没她们的位置。
进入80年代，孙家长辈陆续离世，家族代际更迭。2000年前后，孙穗芳成立孙中山和平教育基金会，在深圳捐建心血管医院，还出版《我的祖父孙中山》，常以“孙家代表”身份出席公开场合。对外界来说，这种自我定位似乎合情合理，可在嫡系看来却是另一回事。
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临近，台北政界一心想把“革命后裔”齐聚一堂。邀请函寄到美国波士顿的孙穗英、加州的孙穗华，也寄去夏威夷的孙穗芳。没想到典礼前夕，孙穗芬赴台途中车祸身亡，媒体持续报道，让孙家的支、庶矛盾再度曝光。
2011年9月，孙穗英、孙穗华联名致信马英九，措辞相当直接：依据父亲墓碑记载，孙科仅有“二子二女”，如今只剩她们；其他旁支及其后人，不得借孙科、孙中山名义发声或接受官方邀请。信件一经转达，国民党中央办公厅陷入两难：不邀，人情与舆论压力接踵而来；硬邀，又担心被指“认错亲戚”。
有意思的是，信件曝光后，孙穗芳仅以短讯回应，“尊重姐姐们意见”，旋即低调离台。外界猜测纷纭，但双方都保持沉默。孙家家谱至今仍停留在1990年代修订的版本，嫡庶之分没有新的定论。
百年前的革命风云已尘埃落定，名人家族却在姓氏、继承、出席资格上争执不休。历史书里只有光环，日常生活却充满人情冷暖，这一点，从那封措辞生硬又不失礼数的信就能看出——有时，最锋利的宣言，落笔只需一句“孙家，不止一个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