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6月的成都骄阳火辣，军区礼堂里却透着一丝离别的清凉。那天的交接仪式结束后，王诚汉摘下军帽，拍拍帽檐上的灰尘，转身对身边的老部下说了一句：“人不能一直坐在指挥椅上，轮到年轻人上场了。”众人以为这位从13岁就扛枪的老兵终于要回家含饴弄孙，没想到五个月后，北京一纸任命飞至蓉城，让他重新披挂。
王诚汉的军旅路，几乎横贯了中国近现代每一次重大战役。时间拨回到1931年冬，大别山脚的王家大湾弥漫硝烟，红军河口独立营正在编制调整。14岁的王诚汉并不上学，扛着一支老掉牙的汉阳造跟着队伍奔波。彼时他的最大心愿是回村看一眼母亲，却因“白色恐怖”打消念头。少年转身上山，自此再没回过那个破旧的土墙小院。
第三次反“围剿”战役里，他初见血火。枪声劈头盖脑，年轻的身影在灌木间穿梭，斜挎枪被灼热枪管烫得直冒烟。打完一仗，上级发现他手臂溃烂，才知他因伤寒高烧昏迷过几日。大别山区的后方医院没几味成药，护士问他想吃啥，他虚弱地挤出一句：“缸豆菜。”几个战友翻山越岭弄来一把青豆，那股清甜把他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病好不久，他又站在了阵前。1935年10月的劳山，雨雾翻卷，红七十五师要啃一块硬骨头。时任四连连长的王诚汉带着120多个弟兄抄小路突进，一举撕破敌营侧翼，击毙对方营长。战后嘉奖令送到连部，他抹着枪栓咧嘴一笑，没人想到这个二十岁不到的小伙子已从班长一路跳到连长。
1936年6月，中央红军在陕北集结完毕，毛泽东在任命书上写下“王诚汉任红三十军二六二团团长”。这一纸命令让他成了红军里最年轻的团长之一。行伍间，乡亲们喊他“老虎团团长”；据说是因为他总爱在制高点上先冲第一枪，然后招呼全团猛扑，一旦咬住就不松口。
全国抗战爆发后，他的“老虎团”被编入八路军129师，挺进豫西。大别山区的旷野，黄河岸边的芦苇荡，留下了他和士兵们夜袭据点的脚印。枪少弹缺，战士们用土炸药、长矛和滚石，愣是把敌军赶得魂飞魄散。村民给他们送红薯干，还把门板拆下来做担架，王诚汉常说：“老百姓才是真正的靠山。”
1947年春，华东大地硝烟再起，孟良崮成了焦点。王诚汉已是“攻坚一团”的团长兼政委。285高地争夺凶险异常，他干脆把指挥所设在火线上。密集的反扑中，他端着冲锋枪探出工事，只说了一句：“顶住，别让王牌师跑了！”最终74师被全歼。战报传到延安，许多人第一次知道这个出身湖北山区的年轻团长。
新中国成立后，王诚汉又踏上朝鲜战场。1953年6月，他已是60军副军长。金城以南，狭窄的山谷里暗流涌动，他带人前推潜伏，在敌阵心脏挖出暗道，封锁退路后突然引爆；火光之中，一支美军加强连全军覆没。外军情报记录里，把这次战斗称为“鼻尖上的埋伏”。1955年授衔时，他戴上少将肩章，神情依旧平淡：打仗多了，喜怒都留在心里。
岁月更迭，他的职务不断升格。到1982年，59岁的王诚汉已是成都军区司令员。那片土地四季分明，战备课目繁杂，他却坚持每月跑野外，与连队同吃住。有人戏言：“老将军就是倔，站岗放哨都不肯落人一步。”
卸任司令员之后，按照正常轨迹，68岁的他完全可以安心离休。可中央看重的是他的实战经验与治军魄力。1985年11月，他被任命为军事科学院政委，主要任务是为部队的现代化改革出谋划策。那段时间，他每天翻阅外军条令到深夜，第二天照样清晨六点出操。秘书劝他多休息，他摆手：“习惯难改，不动就心里没底。”
1988年，军衔制恢复，他以71岁高龄被授予上将。授衔那天，老战友张爱萍感叹：“他从红小鬼一路干到大军区司令，真没几人能走得这么全乎。”一句话概括了王诚汉履历的罕见——班、排、连、营、团、旅、师、军，一级不落。
1990年春，他正式辞去领导职务。交班会上，他把写得满满当当的工作笔记递给接任者，接着在扉页潦草写下四个字：“守纪、服从”。此后，他回到北京小院，练字、养花，看书。有人求字，他总来者不拒，却从不收礼，只说：“写字是修身。”
1998年8月1日，建军71周年。中央军委把金灿灿的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挂在他胸前，以表彰他六十余载的峥嵘岁月。台下的年轻军官发现，这位耄耋老兵仍站得笔直，帽檐压得很低，像极了当年劳山阵地上那个壮硕的身影。
2009年盛夏未尽，92岁的王诚汉走完人生最后一段路。家中遗物不多，最显眼的是一沓泛黄的旧笔记和满桌墨香。战场烽烟早已散尽，但他留下的那本本密密麻麻的手稿，依旧记录着一个时代的脉搏，也诉说着一名红军娃到上将的全部脚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