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高峰时段，我开车从酒仙桥路南向北左转向大山桥。熟悉北京的朋友知道，那个路口简直是噩梦。我手机导航上，左转车道已经成了猪肝色，而且每次左转绿灯的通行距离极其有限，等我驶近才发现，原来是左转路口上，一大批人在直行，我定定神，确认直行交通灯是红色，而人和自行车却走得理直气壮。本着机动车避让行人的原则，大家走得有恃无恐，左转车辆只能在夹缝中勉强挤过几辆，不堵车反而不正常了。
转弯成功后又遇到第二关，我驶进右转专用道，反复确认直行是红灯，这意味着我可以安全右转。忽然一辆电动车从等红灯的人群中杀出，以压弯漂移的动作窜出来，车上的两位男士连头盔都没带。争这几米的距离，只为在更近的地方等红灯。我定神一看，等红灯的行人和自行车分成两拨，一拨离红灯更近红灯，一拨听话的站在白线后，只有靠行人的克制和施舍，才把右转道让出一条得以通过的间隙。幸好我转弯速度够慢，踩刹车及时，他俩才能在我车头悠然表演S线路行进。我按了下喇叭提示他们，这俩扭头便口吐芬芳。我苦笑，开车离去。
开车之前，我也曾混在人群里，觉得“法不责众”，不当回事。开车之后，我又开始为他们揪心，万一遇到冲动路怒、或者忙着看手机的司机，后果不堪设想。
看着乌央乌央过马路却不看交通灯的人群，我突然冒出一个念头：我们真的有集体主义吗？
按照集体主义的定义，其核心是将集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至上，强调个人服从集体、团结协作。然而，具体的社会场景中，行人却没有把自己放在“集体”中来思考，而利用自己的弱势身份突破规则，让自身利益最大化。我在东京涩谷看到世界最繁忙的路口，那种对交通规则近乎严苛的坚守，保证了车辆与人流的有序通行。恪守规则，出让部分便利，这或许才是集体主义的样子。
也有人说这是市场化以后个人主义泛滥导致的恶果。但个人主义又非常强调边界，在捍卫自身权利的同时，也要对等尊重他人权利。我在伦敦又见识到过马路不看红绿灯的现象，金发碧眼的老外探头探脑，左右看看没车，行人便一路小跑闯红灯，还不止一例，我住在尤斯顿的时候，白天晚上都能看到。我们一家开始还等红灯变绿，后来觉得自己像个傻子，便入乡随俗起来。回北京后，我叮嘱儿子可不能用“伦敦经验”来过马路。
我无意褒贬这三种过马路的方式，东京人有规可循但过于刻板，伦敦人灵活变通又过于随意，我们这儿嘛……提高了行人的效率。
在通行的东西方叙事中，国人自带群体意识、家国情怀、团结协作的集体底色；西方更早诞生个人主义、私有至上传统。我却开始怀疑起所谓集体主义传统来。
我丝毫不怀疑古来的仁人志士，克己奉公、先天下之忧而忧、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些古训似乎深入人心。然而，仁人志士的思想和功业越光照千秋，似乎也越说明这种集体情怀的稀缺性。士大夫想要建立起一套共同体认同，也引领并产生了大批忠义千秋的英豪。但是，这种集体情怀似乎更多存在少数人心中，而没有在普遍意义上的多数人形成共识。在更多人看来不过是“肉食者谋之”，几千年来多次异族侵袭，连文人代表钱谦益都说“水太凉”，那百姓更谈不上匹夫有责了。
及至大集体时代，我们似乎在制度和形式上建立了更加明确的集体，可大锅饭一来，人人都争着搭便车，任何高风亮节都可能输掉生存博弈，一种全民“集体”的理想世界并未真正建立，徒留创伤。今人不知历史，只从字面上缅怀那个属于集体的纯真时代，似乎哭错了坟。
想要真正建立集体意识，至少在多数人中形成普遍共识：我们应该为了集体让渡出某些权益，但又要明确让渡的规则。多数人严格遵守规则，并且通过群体压力来校正那些越轨行为。遗憾的是，尽管我们在叙事中保留集体主义、也有可歌可泣的英雄，但在不同历史阶段，这个价值观并没有成为多数人的行为准则。而关于个体权利，则在叙事中也处于边缘。这样的空气中，不看红绿灯过马路，就成了权衡与博弈之后的结果。
图片来自艺术家刘旭星（非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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