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月，北京的冬天仍旧透骨冷，《诗刊》编辑室里却因一件事热气腾腾——创刊号排版进入冲刺，臧克家一遍遍核对来稿，他心里惦记的却是那八首尚未定稿的词。就在前一天，他和袁水拍把致毛主席的请求信投入邮筒，信里恳请主席亲笔圈改，同时真诚希望能刊出定稿。若能成，这本新杂志的分量立即不同。
时间往回推12年，1945年秋。延安谈判结束后，毛泽东飞抵重庆，山城空气里都是谈判消息。臧克家当时正在《新华日报》帮忙写稿，一得知消息便从郊外赶进市区，只为见一面那位只在文电里出现的领袖。桂园招待会他如愿以偿，毛泽东一句“雪山草地都过来了”击中了他，那晚写下《毛泽东，你是一颗大星》。从此，两人因诗结一线缘。
1957年初，《诗刊》创刊的事获批后，臧克家把目光放在毛主席的旧体诗词。传抄版本多，字句误差大，他担心再流传下去会“失真”。编辑们商量后敲定：请作者给出权威文本。信寄出第三天，毛主席就约见了臧克家和袁水拍，地点是中南海颐年堂。
那天午后阳光柔和，毛主席从东门踱出，先递烟又打趣：“诗人不吸烟？”一句玩笑，气氛立刻松开。简单寒暄后，话题像奔腾小溪跳到正事。臧克家鼓足勇气问：“《沁园春·雪》里‘原驰腊象’的‘腊’是不是该解释成出产白象的真腊？或者干脆把‘腊’换成‘蜡’，既显白色，又与‘银蛇’对仗，更易懂。”毛主席听完点头：“好，就改，你替我写上去。”这段简短对话后来被不少诗友津津乐道。
毛主席随即把整理出的十八首词交给两位诗人，并附来信一封，说自己“旧体，怕谬种流传”，但既然大家认为可刊，就请编辑部处理。语气谦和，毫无居高临下的味道。正是这份信，让《诗刊》创刊号印数从原定的三万册激增到十五万册，新华书店排起长队，诗词学习小组遍布城市与乡村。
事情并未就此结束。1964年1月，《毛主席诗词》准备正式面世，中央指示先搞座谈，朱德、郭沫若、臧克家等十多人名单由主席亲批。会上，臧克家带去二十三条修改意见：有些是标点，有些只是一字。他后来回忆，十三条被采纳，其中最显眼的，就是把“腊象”确定为“蜡象”。有人好奇他怎敢如此直言，他笑答：“主席胸怀比山大，他希望词句站得住脚。”
毛主席对待修改一向从善如流。征求意见本发出后，又收回数百条建议，主席亲自一一勾画。田家英曾说：“主席改诗，像军人改作战计划。”这句话并不夸张。连“欲与天公试比高”中的标点，他都斟酌再三，最终决定不加顿号，使句势更紧。
回看臧克家的履历，经历与诗歌紧密交织。1905年，他出生在山东一个小地主家庭，8岁丧母，14岁孤儿，生活的骤冷让他早熟。师范求学时迷上新诗，1927年投考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枪林弹雨里写下《难民》《老马》，一句“俯下身子给人民当牛马”流传至今。抗战爆发后，他辗转前线与后方，用诗作为武器揭露黑暗，也用诗抚慰创伤。
1942年，国民党对进步文化人步步紧逼，臧克家被迫撤到重庆。正是在山城，他第一次全面接触毛主席的著作，思想归属逐渐清晰。1945年的那场偶遇，像是命运在暗处早已埋下伏笔。
1961年末，臧克家写信询问新诗创作体会，毛主席在生日当天回信：“所谈之事，很想谈谈，无奈忙，请你等一些时间吧。”寥寥数句，仍透出真诚。遗憾的是，此后两人再无长谈。1976年9月9日清晨，噩耗传来，臧克家在灯下泣不成声，当夜写就悼诗多首；多年后又编成《毛泽东诗词鉴赏》，用文字把追思落在纸上。
有人评价臧克家“敢说敢改”，并非胆大，而是基于对毛主席“诗友”身份的确认。主席曾说，写作时要把自己与读者放在同一平面；在诗词面前，他真的践行了平等与开放。也难怪臧克家会说：“同在一个诗的世界里。”历史留下的，是一段君子之交。风雪早已停歇，《沁园春·雪》却在书页间常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