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冬夜，瑞金的油灯格外昏暗。年轻的翻译官忽然问身旁的战士：“口号写成日文，他们会看得懂吗？”没人想到，这位熟练挥舞毛笔的台湾人，数十年后会把整个解放台湾的布局搅得四分五裂。
他的履历从1898年算起。彰化花坛的甘蔗田边，日本学堂刚挂牌，他便被挑进课堂。师资与教材俱由总督府派发，他的日语口音连本地居民都说标准。学成后留校任教，外界只当一名平凡教员，却不知道他已对殖民体制滋生反感。1924年，他突然出现在上海滩，报名中央大学社会学系，白天听课，晚上混扎咖啡馆，与进步青年合办学生联合会，初尝组织滋味。
回台后，文化协会、工农讲习、左翼小册子半年内齐冒出来。他撰文抨击总督府，文章落款常用笔名，警视厅几度拘传未果。气氛紧张，他干脆渡厦门，在福建协和中学教书，暗中与地下党接触。1930年，他获准进入中央苏区，身份从教师变成红色运动干事，负责中华反帝大同盟。身手不算强，却会几国语言，党中央把他列为“台湾代表”，六届二中全会上留影存档。
长征中，他踩着没过膝盖的沼水，坚持把收缴到的日军电报机零件背出草地，陕北冬天零下二十度，他仍能用日语审讯俘虏。抗战全面爆发后，他坐镇山西五台，职务是敌工部长。日俘被带进窑洞，他开口一声：“オマエは何故来た？”俘虏愣住，审讯效率大增。太岳前线散发的日文传单，也由他操刀改写。
1945年，日本投降。延安窑洞外，几位台湾籍干部凑在一起商议未来，他被推为“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筹备人”。翌年春，他携电台潜回基隆，化名老郑，担任工委书记。此时岛内地下党员不足百人，不到两年，组织已插进工厂、码头和师范校园。他设计三部制：组织部统战，宣传部办《光明报》，武装部负责山区训练。指令从上海转来，他再分发至嘉义、台中各站点。
1947年2月27日，台北天黑后爆枪声，二二八事件迅速扩大。工委判断：国民党高压会激起更大反弹，遂加紧联络。香港会议上，他被批评“过度冒进”，但仍获默认保存力量。1949年底，解放军沿海集结，岛内基层信心大涨，他在内部电文里写：“海风将变，须先稳住队伍。”
转折来得突然。1950年1月29日深夜，台北兵营口，宪兵荷枪实弹。一名线人供出“老郑”代号后，特务锁定他租住的洋房。他被带走审讯，自称胃病发作，要求牛排。看守押他去餐厅，他趁混乱跃窗逃脱。逃亡三个月，换了四处乡屋，却依旧落网。4月27日再被捕，只撑了七十二小时便供出核心名单——工委五级关系、山区武装位置、潜伏于国防部的暗线，全数曝光。
岛内地下体系猝然崩解。一个接一个联络站失守，印刷机被撕毁，游击武装被山地清剿。原本筹划的“里应”消失，解放军四渡海峡的计划只得暂缓。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国际态势骤变。岛内无内应，外海有干预，收复工作陷入僵局。
更令人咂舌的是他的抉择。他在报纸上刊出声明，自称痛悟，请求同伴自首。蒋介石赏以少将衔，安插进保密局，负责匪情研究。他利用旧同学、旧战友的背景编写“中共军制手册”，1956年晋升情报局副主任，还兼任调查局副局长。其后几年，他每月向美国顾问团递交《大陆军事思想动态》，并将自己在江西时期的见闻整理成回忆录，于台湾、香港公开发行。
家庭生活也步入另一条轨道。娶马雯娟，生一子，住台北郊外官舍，出门总有警卫跟随。1982年10月8日，他因心脏病猝发去世，葬于阳明山。墓碑平实，仅刻姓名与“少将”字样，没有提他曾在瑞金、在延安、在八路军总部留下的记录。
他的转向直接导致台岛地下党线全盘溃散，其泄漏的情报迫使大陆对解放台湾的既定时间表做出重大调整。正因如此，1950年至1952年的“台海方案”被迫冻结，为后来更为复杂的台海态势埋下种子。
历史文件里常出现一句简短评语：“此人之变节，影响渡海大局。”字数不多，分量却极沉。在许多档案馆的案卷封底，他的名字后面加注红笔圈画，旁边写着“关键阻断点”。时人议论，有人遗憾，有人痛恨，也有人说：“若不是他，台湾早已易帜。”这句话并非夸张，而是冰冷的战时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