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8月13日夜，宜昌码头雾气沉沉。一只木箱自江轮缓缓卸下，护箱军士的袖口仍带着火药味，箱里是延安印出的《论持久战》六十册。接货军官翻了几页，合上书，低声对同伴说：“看来，仗不好打短了。”
第二天清晨，电报抵达重庆黄山官邸。蒋介石读完译码稿，把报纸遮在面前，对秘书吐出一句：“写得透，可惜敌人也会看。”这句短评未留案卷，却在军机处不胫而走，成了高层议事时的隐语。
延安方面，毛泽东刚结束整风会，披衣而出，点着油灯在稿纸最后一页加了几行：“若敌变，则我亦变；敌不变，则久必胜。”他的设想中，日军若看懂并及时转型，战争或将更加艰苦；若看懂却不改，那就验证了持久战的全部逻辑。
9月，日本外务省把译本递到参谋本部。杉山元盯着“战略相持阶段”几个黑体字，面色阴沉，他提笔只写一个“拖”字，随后转身参加内阁会议。会议纪要里，仍是“三个月歼灭中国主力”的老口号，口号虽旧，却无人追问实现路径。
东京街头的舆论却起了波澜。《中央公论》用整版刊登节选，旁批一句“纸上功夫”，但大学社团私下默读后，激辩持续到凌晨。有学生拍桌：“如果这书说对了，那我们现在干的就是送命！”对话被军宪拖走后戛然而止，报馆只留一张空白版面。
值得一提的是，日军情报机关并非没察觉风险。1940年春，华北派遣军内部通报称：“共军根据此书改造战术，对我补给线威胁骤增。”然而同一份通报的附页，是德国驻日武官的“闪击苏联”建议。参谋们把注意力放到北进南进的争吵，忽视了华北铁路每周递增的爆破数字。
此时的国民政府内部分歧更明显。白崇禧把精装本摆在办公桌角落，抬头常见，落笔批语：“运动战与阵地战并行，持久才有意义。”他请胡宗南组织参谋研读，胡却只签一行字：“共党言论，参考即可。”两个月后徐州会战失利，兵力机动受限的弊病暴露无遗。
对比之下，八路军敌后根据地正在试验一件新事——以县为单位的“十户联防”，行军散开、作战集中，正对应《论持久战》里那句“分散者能集中，集中者能分散”。冈村宁次收到报告，惊讶地发现自己军法学校教材从未谈过如何对付这种战术。
1942年6月，太平洋战局骤变。东条英机向几名华北派遣军将官发问：“毛的反攻阶段什么时候到来？”将官干笑，不敢作答。随后颁下的仍是“速战速决”文件，只在附录里增添一句“关注共军游击活动”。文件传到前线，师团长们更在意的是南太平洋兵员抽调，没人再提北支那的沼泽地和山沟沟。
汪伪政权的宣传部此时忽然高调批驳《论持久战》，连续发表社论，攻击游击战是“匪式闹剧”。奇怪的是，社论每刊一次，上海弄堂里的手抄本就多出一批。老工人窝在弄堂口抽水烟，边看边嘟囔：“人家说的‘钳形战略’，我们也看得懂。”
1944年，在衡阳前线，日军试图复制对苏闪击模式，倾向中心突破。半个月后，他们发现自己陷在满目荆棘的交通线里。从长沙赶来的军医回忆：重伤兵躺在担架上，自言自语竟是《论持久战》里“敌疲我打”的句子，仿佛中了蛊。
那年冬天，蒋介石把失而复得的一册初印本交给作战厅。封底已被汗水浸黄，他敲桌提醒幕僚：“他们不仅写书，还照书打仗；日本人看得懂，却不肯改，这才叫厉害。”此言并无夸张，彼时东京内阁已换了六次，作战方针却始终围着同一条圆圈兜转。
1945年8月10日，投降电报传到延安。毛泽东伏案为《论持久战》增补序言，抬手间停了半晌，只嘀咕一句：“道理摆着，敌人不改，就只有一个结果。”同一时刻，东京大本营的参谋把那本译稿丢进火盆，纸灰翻飞，却仍可辨认“战略决战阶段”五个红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