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帝哥想说说巴金和胡乔木之间的一些故事。
1952年10月，巴金从朝鲜前线回国后不久，收到了一封来自中南海的邀请，时任新闻出版总署署长的胡乔木约他到家中叙谈。胡乔木对巴金的出版工作经验早有了解，他曾在给巴金的信中写道，文化生活出版社和平明出版社“对我国的文学事业是有难忘的贡献的”，并希望巴金“能多多关切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新文艺出版社的工作”。
巴金接受了胡乔木的邀请，他来到中南海，和胡乔木谈了很久。胡乔木还在谈话时向巴金示意，希望他能够争取入党。
1980年，胡乔木出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主管意识形态；巴金则在茅盾逝世后担任了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他们有了更多见面和往来的机会。
1980年9月，巴金来北京开会，他在会议间隙找到胡乔木，说了一件事：俄国文学翻译家汝龙的住房被人占了，翻译工作几乎无法继续。胡乔木听完巴金的陈述后，并没有以职务身份作什么表态，只是答应过问此事。
1981年，巴金又给胡乔木写信，再次提及汝龙的住房问题，希望能“早日解决”。1981年12月1日，胡乔木给巴金回信：“汝龙同志的房子问题，北京市最近已提出一个解决方案，并已征得他的同意”。1982年秋，在胡乔木的帮助下，汝龙搬进了北京西便门的两套两居室单元房。
上世纪80年代初，胡乔木和巴金在文艺思想上的分歧逐渐显现。1981年12月21日，胡乔木接见中国作协理事会部分人员时，巴金谈到了“无为而治”“爱护作家”等观点，胡乔木听后很不满意，大谈“有为与有不为，治与不治”反驳巴金，两人在会上公开交锋，颇有点火药味。
会后，胡乔木又写信给巴金，连批评带劝说，希望他放弃“无为而治”的主张。巴金却复信说：“各自保留己见吧！”
尽管胡乔木是中央领导，但巴金一点没有退缩的意思。1985年1月，巴金在接受中国新闻社记者谷苇采访时说：“一个好的领导，可以引导、启发作家，但绝不能指令作家写什么不写什么。领导工作不能代替作家的劳动，实际上也代替不了。”
谷苇问巴金：“您的意见是不是主张‘无为而治’？听说您说过这样的意思。”
巴金回答说：“是的。虽然我写的文章，还没有这样明确地说过文艺要会‘无为而治’。但实际上是这样：重要的是要会‘治’。高明的领导艺术就是善于调动作家自身的积极性。看似‘无为’，实际上是对领导提出了更高的工作要求。”
这是巴金对“无为而治”思想一次公开而完整的说法，说明他一直坚持这个想法，他和胡乔木之间的分歧也因此产生了后续的效应。
1982年，胡乔木在和中国作协副主席冯牧等人谈话时提到，如果诺贝尔文学奖来征求中国作协的参评意见，可以推荐艾青和沈从文，但不推荐巴金。这一表态让在场的作家感到吃惊，冯牧后来回忆说：“我们都是非常敬重巴老、爱护巴老的。他这样说话我们很难接受。”
1983年6月，全国政协需要选一位文艺界人士出任副主席，巴金被提名，但遭到了胡乔木的反对。后来上海市委领导给巴金说了公道话，他才顺利被选上。
此后巴金长期患病，他和胡乔木的接触也越来越少，他们彼此似乎都显得平和起来。1985年，话剧《家》去日本演出，胡乔木致信巴金祝贺演出成功：
尊敬的巴老：
阅报欣悉《家》在日演出获得盛大成功，谨函祝贺。这是说心里话，非关礼貌，请勿分劳回信。
胡乔木十月二日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胡乔木去世前的绝笔竟与巴金有关。1992年9月27日，病危中的胡乔木出现幻听，他似乎从广播中“听到”9月25日是巴金88岁生日，便要求身边守护的人拿来纸笔，极其艰难地写下：“连日卧病，不克到沪，亲临致贺。”几个字写得歪歪扭扭，有的还重叠起来，很不好认。
胡乔木又要女儿胡木英按他的口述笔录：“写给巴金文学大杰八十八岁寿辰。”因巴金实际生日是11月25日，胡木英把贺信抄清后，正要与胡乔木再作商量，他却已不省人事。次日，胡乔木逝世，这封未能发出的贺信，成为他的绝笔。
胡乔木和巴金之间的交往，折射出中国文艺界在特定历史时期知识分子与政治工作者之间的复杂关系：他们之间既有相互尊重与支持，也有原则立场的差异；既有工作上的合作，也有思想上的交锋。这种关系的变化与发展，成为那个时代文化生态的一个缩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