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新乡飘着细雪，杨增超刚在饭馆后厨擦完手，围裙还没解，就看见门口冲进来一个穿藏青色大衣的女人——头发被风吹得有点乱，眼睛红得像熬了整宿，手里紧紧捏着一张皱巴巴的A4纸，边角都起了毛边。
她没说话，一扑上来就抱住了他。力道大得杨增超往后踉跄半步，差点撞翻门口的酱油瓶。她肩膀抖得厉害，嘴张了好几次，最后只挤出一句：“对不起……我来晚了。”
没人提前打招呼。雷女士是临时买的高铁票，下午三点到的新乡东站，没打车，直接导航步行2.1公里，穿过两条小巷、一个修车摊、三棵掉光叶子的法国梧桐，站在了杨增超打工的这家河南烩面馆门口。她女儿画的那张画，右下角歪歪扭扭写着“给舅舅”，画了两只手，一根红线从掌心连到掌心，旁边还画了颗心，心里面填了三个字：血、浓、水。
这事儿得倒着说。2026年1月的这次见面，其实是第六次申请——她从2019年化疗结束那天起就开始填表，红十字会的窗口大姐都认得她了，笑说“雷姐，你这申请比咱单位年报还勤”。配型成功的电话打来那天，她正躺在北京朝阳医院血液科三病区的床上输血小板，手机在枕头底下嗡嗡震，她抓起来时手还在抖，听见“杨增超，河南新乡，完全相合，已同意见面”这十四个字，直接把输液管拽松了，血顺着针眼往外渗了一小片。
2019年确诊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38岁，女儿5岁刚上幼儿园小班。她老公连夜把家里存单全取出来，父母从洛阳坐绿皮车过来，兄弟姐妹排着队抽血，结果一个不落——全都不行。她记得清清楚楚，那天走廊瓷砖凉得刺骨，她蹲在消防栓前哭得停不下来，听见护士喊“37床雷敏”的名字，声音像隔着一层毛玻璃。
杨增超当时在内蒙古包头一个钢结构厂拧螺栓，手套磨破三双，接到中华骨髓库电话是晚上九点零七分，他抹了把脸上的油汗，对着电话说了句“我回”。第二天凌晨四点，他坐在硬座车厢里啃冷馒头，手机屏上是女儿发来的语音：“爸，你真去救人啦？”他嗯了一声，没敢点开听第二遍。
5小时采集，200毫升，体温36.8℃的干细胞混着生理盐水，一滴一滴，流进雷女士静脉。后来她总说，那不是输液，是有人把命里最滚烫的一小段，悄悄分给了她。
现在，她女儿管杨增超叫舅舅；他逢年过节给雷女士发微信，不发“节日快乐”，就发两个字：“面好。”雷女士回他：“好，孩子又画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