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28日夜，北京西郊突降大雨，门灯下的水洼映出一辆黑色吉普车的影子。车门刚合拢，吴德对司机低声叮嘱：“等通知再动。”雨声盖住了话尾，他快步走进院子，那份写有“备选军事处置要点”的文件被雨点打湿了边角。
此刻距毛主席逝世仅半个月，中央高层的每一次碰头都关乎大局。29日凌晨的碰头会只有三人——华国锋、李先念、吴德。灯光下，华国锋将纸张推到两位面前：核心只有一句，“隔离审查”。这是对“四人帮”最稳妥也最节省时间的处理办法，但想落实，手里必须握有可靠兵力。李先念点头，却提醒一句：调兵动众，中央军委生前明令必须层层批准，“规矩不能破”。
30日中午，天安门城楼上临时召集的座谈会结束得异常快。工农兵代表刚鼓掌，华国锋简单几句便示意散会。吴德心里清楚，那是防止“四人帮”预设发言生事。会后，他在东门口与王洪文擦肩而过，对方笑得意味深长。场面虽平静，暗流却更急。
10月3日上午，叶剑英向华国锋提到一件“小事”：张春桥的弟弟张秋桥频繁出入昌平坦克六师营区。消息一出，参会人员表情全变。卫戍区有坦克团，昌平又是外环防务要地，若被张家人渗透，后果不堪设想。华国锋盯着墙上的作战示意图，沉默半刻后对吴德说：“部队归你调，可先同吴忠交底，但手续照章走。”短短一句，已透露信任与压力并存。
当晚，吴德找到卫戍区司令员吴忠，两人在一张旧沙盘前比划线路。吴忠提醒朋友：哪怕挪动一个连，也要军委签字。“过去毛主席亲点，不许越级。”这句提醒让吴德更坚定：没有军委主持日常工作的陈锡联同意，一切无从谈起。
10月4日清晨7点，汪东兴电话告急：江青请示乘专列赴石家庄，并指定二七厂内燃机车头。专列开动意味着独立行动，一旦接头成功，可能衍生新的政治中心。华国锋与吴德通线后意见一致：放行，但盯牢。当天13点，专列驶出北京站，至保定以北即被调度停在道岔，江青下车采野花十几分钟便返程，自以为“考验”已无人察觉。
与此同时，另一通更关键的电话被拨出。华国锋对吴德明确表示：“卫戍区的兵，还需陈锡联点头。你去找他。”一句话切中要害。陈锡联时为中央军委常委、北京军区司令员，4月中央1号文件已规定他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符合法定程序。
傍晚，吴德赶到国防部小白楼。院中仍停着几辆挂着“京A·00”牌照的越野车，一看便知是抗震救灾返回的车辆。陈锡联正在研究唐山灾情统计，见吴德到来，放下资料：“是不是为部队调动？”吴德点头，把卫戍区部署方案摊在茶几上。陈锡联翻看数页后捻灭香烟，说：“行动只许成功，不许走漏半点风声。需要多少兵，一口气报出来。”话音低沉，却透着决断。对讲机里传来参谋长的呼号，陈锡联只回了四个字：“按吴政委。”
同一时间，张春桥授意《光明日报》推出《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在通栏大字中悄悄抽换“按照华国锋同志的建议”。此举进一步坐实篡党意图。华国锋随即致电尚在河北灾区的陈锡联：“今晚返京，事急。”接通后只说了短短十余秒，彼此心知肚明。陈锡联当日乘专机返京，在西郊机场落地即换车直接进西山指挥部。
10月6日凌晨1点，钓鱼台和中南海多处办公区灯火通明。汪东兴向在场的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纪登奎、陈锡联报告最后方案：中央警卫团五连控制怀仁堂，三连封锁新华门，卫戍区坦克团分兵驻守新华社、电台、人民日报社和木樨地转播台，另一部迅速进入月坛兵营随时待命。陈锡联在场，点头批准：“原则同意，卫戍区由吴忠、吴德直接指挥，若遇突发，可按应急预案借用第38军坦克营。”纸牌落定，灯光照得每个人神情分明，却不见慌乱。
当日20时许，王洪文被通知参加紧急会议，抵达后即被执行警卫战士按预案控制；张春桥旋即落网。稍后，怀仁堂里，江青持一本剪报试图辩解，被汪东兴一句“这不是讨论会”打断。至21时30分，姚文元未现身，汪东兴电话直拨吴德：“请卫戍区协助。”吴德应声后立向吴忠示意。十分钟内，两辆吉普驶向东四十条。姚文元刚坐进吉普，抬头见是吴忠，苦笑一声：“还是熟人。”未做抵抗。
夜至子时，电话铃在西山响起。华国锋握着话筒对陈锡联说：“一切就位，行动完成。”陈锡联只应了声“好”，随即拨通作战值班室，命令各点按原定方案继续戒备，不许有丝毫懈怠，待中央下一步指示。
凌晨3点，戒备命令解除，坦克团返回营区。《中央委员会关于成立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中央军委的命令》在翌日产生。卫戍区官兵从指挥部退出来时没说一句话，靴底仍带着营区红土。吴忠站在院口，向陈锡联敬了军礼。陈锡联略一点头，转身回到作战室整理当天的命令文本，准备上报归档。
行动前后不过数小时，能如此迅速生效，核心即在“合法调动”。没有陈锡联这位军委“挂帅者”出面，卫戍区不敢越矩；没有吴德现场掌控，也难有最后一击的果断。至此，“四人帮”乱政的企图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军队听令的原则与党内合法程序得以保持，首都迅速恢复了正常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