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3月，北京医院清晨的走廊弥漫着酒精味，乔冠华刚从检查室推出来。医生低声告诉陪同人员：肺部阴影非常可疑。得到确诊那一刻，他扶着床栏，大笑三声，说的第一句话却是“中午别忘了拿壶茅台来”。这一幕让护士愣住——有几个人在听见“肺癌”二字后，能笑得如此爽朗？
笑声并非逞强。乔冠华从青年时代起就把命运看得通透。1913年春天，他出生于江苏盐城，祖父是私塾先生，家里书卷气浓，却拿不出多少余钱。6岁进私塾，他常背《左传》到半夜。邻居听见灯火微颤，感叹“这孩子记性像牛皮糖”。
16岁考进清华，校园里风声雨声读书声，他都当成素材。教哲学的金岳霖批改论文，给他的一篇《存在与虚无》批语只有一句：“笔锋太快，小心闪着自己。”若换旁人会收敛，他偏不，继续挥毫。
1935年漂洋过海赴柏林，欧洲各国动荡升级。他跑图书馆读克劳塞维茨，顺手把德语军事术语译成中文，寄回延安《新中华报》。那一年，他第一次用“乔冠华”而非本名落款，自嘲“冠以中华，敢不自励”。
日本全面侵华的消息传到德国时，他正写博士论文，放下笔就买船票，经香港回国。枪炮声震耳，他不会拿枪，便进报馆写社论。港岛的印刷机日夜轰鸣，他通宵改稿，衣袖全是铅墨。周恩来读到他的文章，评价：“杀伤力不弱于炮兵团。”
1949年共和国成立，外交阵容紧缺。周恩来找到他：“愿不愿意把笔头变成袖箭？”他点头。当年年底便随刘少奇赴莫斯科，起草文件，连换三种语言，外交官同僚戏称他“旋转译码机”。
时间推到1971年11月15日，联合国大会。乔冠华领衔代表团步入会场，摄影灯狂闪。会后，美国记者凑到跟前问：“坐上‘China’席位的感受？”他朗声回一句：“听见我笑就行。”笑声被定格成获得普利策奖的名照——“乔的笑”。不少外国朋友后来承认，那张照片让他们第一次直观感受到一个古老民族的底气。
再回到1977年。住院期间，他仍坚持每日读报摘录。有人劝他少动脑，他摆摆手：“思想不动，肉身也懒。”偶尔病痛难耐，他就哼两句《将进酒》解闷。老友夏衍来访，握着他瘦削的手问：“怕不怕？”他轻描淡写：“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医生记录显示，7月至9月，他体重从63公斤掉到47公斤。奇怪的是，笑声没变小。有护士偷偷问：“乔老，您真不担心吗？”他说：“怕也得走，不如痛快点。”短短一句，让一旁年轻实习生暗暗红了眼眶。
1983年9月20日深夜，他要求家属把床头收拾得整整齐齐，还要一支钢笔。把最后的气力写下八个字：人生自古谁无死。写完，又笑了。次日清晨6点48分，心电图归零。
灵车驶往八宝山那天，北京细雨。妻子龚澎把那八个字镌在碑上。送行的人群中，有老外交家，也有曾在联合国大厅里抢拍“乔的笑”的美国记者。队伍很静，没有哀乐。有人低声提议：“笑一声吧，他生前最爱这个。”零星笑声在雨幕里传开，很轻，却绵延。
乔冠华走后，中国的外交舞台越来越宽。世人记得恢宏的谈判、恢宏的文件，却经常忘记文件背后那个人端着酒杯、打着喷嚏、炯炯有神的眼睛。肺癌夺走了他的呼吸，却没能堵住他的笑；时局变幻无常，他始终相信“笔可以探海，笑可以镇山”。
乔冠华给后辈留下的，不止是一段传奇资历，更是一副从容姿态：疾病、战火、风浪，皆可一笑置之，而后继续写下去、走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