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中央劝蒋介石回归大陆，蒋介石提出六条苛刻条件，毛主席对此表现出了怎样的态度？
1965年6月，李宗仁乘机抵达广州时，对迎接他的工作人员低声说了一句：“老蒋想谈，但他怕回不去。”这句并不算秘闻的话，如今翻阅档案仍能感受到当年的暧昧气息。就在同一时期，台北传来风声：蒋介石列出六条条件，只要大陆认可，随时可以回归。两岸关系似乎突然站在十字路口。
倒带回到十六年前。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谈判尚未完结，南京国民政府内部已经就“撤向何处”争得面红耳赤。西南有崇山峻岭，海南岛靠近南洋，可这两处都不够安全。蒋介石拍板选择台湾，一方面是海峡天险可抵挡解放军登陆，另一方面岛上接收自日本的行政体系尚且完整，可迅速展开统治。于是，从春天到夏天，二十多万军政人员、近百万吨军需民生物资，被不断装船东渡，蒋经国和陈诚先行，照看这块“反攻基地”。
到了1950年6月，朝鲜半岛烽火骤起，美军第七舰队穿行台海，直接把战争与分裂定格。可有意思的是，蒋在冷战格局里依旧不肯接受“台湾地位未定论”。他清楚，一旦自己承认“两国论”，政权合法性就会被美国人轻易拿捏；只有继续高举“一个中国”，才既能向岛内民众交代，又能在外交上与北京掰手腕。
1954年炮击金门，1958年“八二三”再起波澜，解放军的炮弹隔日打、隔日停，蒋以坚守和“反攻心态”巩固统治，却也逐渐看清胜算渺茫。美国希望他固守海峡中线，甚至有人鼓动扶持蒋经国取代父亲，搞“新面孔”策略。蒋介石表面附和，暗地却仍想亲自收场。因此，当1965年李宗仁现身大陆并传递“可谈”讯号时，蒋立即让心腹带去那份《国共和平协议建议案》。六条条件写得明明白白：
一是蒋本人要保留国民党总裁与前“中华民国总统”的头衔；二是台湾省长由蒋经国担任；三是终止美援，中央财政每年拨款保证岛内运转；四是把厦门、金门合并为“海峡特别市”，维持缓冲；五是三万陆军留驻台湾，空海军听北京节制，但编制不动；六是现有公职与军人薪饷、军衔概不剥夺。
条件不低，可也不完全无理。毕竟任何垂败政权都担心清算，这是常识。北京方面收到口风后，曾有过一连串讨论。会议记录显示，毛泽东的态度颇耐人寻味——既不轻言拒绝，也不急于答应，只强调“要把账算清楚，先看对方真心”。周恩来主张“谈得拢就谈”，邓小平则提出“先互不炮击，后再议政治安排”。毛一句“可以考虑”于是被外界解读为默认。那段时间，钓鱼台国宾馆甚至预留了房间，作接待蒋介石之用。
遗憾的是，消息走漏，台湾岛内立即掀起“保卫领袖”声浪，美国情报部门也向蒋示警：文化大革命的风向开始异动，回去恐怕凶多吉少。蒋介石动摇，决定“再等等”。而北京这边，1966年8月红卫兵小将冲进外交部大院，高呼“打倒美国佬、解放台湾”，对台统战的温度骤降。彼此犹豫间，难得的窗口期就此关闭。
1975年春，蒋介石病重，据说又通过秘密渠道向北京递话，邀请毛泽东访问台湾，毛考虑派邓小平前往，却因两位老人相继病逝而无果。史学界对“电报真伪”仍有争论，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双方都曾试图用对话结束分裂，只是每当国内政治气候或国际格局稍有波澜，信任便被新的疑虑冲散。
回头检视那份六条条件，不难读出一个被逼入绝境的统治者对政治安全的强烈需求：既要面子，也要实惠；既想维护旧班底利益，又试图在新政权框架内讨得一席之地。毛泽东之所以愿意“研究”，是因为和平统一可以减轻军事压力，还能向世界展示中国人自己解决中国问题的能力。但在党内气氛日益激烈的情形下，让“蒋委员长”公开回归，风险着实难料。
历史资料显示，粉碎“四人帮”后，北京重启对台渠道时，邓小平回忆当年讨论：“差一点就成了，只可惜那口气没顺过去。”寥寥十三字，道尽千回百转的遗憾。今天翻阅那段往事，能看到战略考量，更能察觉人性的脆弱与政治的多重博弈。统一并不仅是军事上的胜负，也不仅是外交上的席位分配，归根结底是一场关于信任、利益与时机的复杂谈判。所有当事人都握着自己的算计，而历史却偏爱在他们举棋不定的瞬间掩卷收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