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4日，美国《华尔街日报》“观点”栏目刊发了一篇题为《美国正失去制空权》的评论员文章（见下图），文章由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泰德·巴德和美国民主党参议员珍妮·沙欣联合撰写——由此就能看出这篇文章的重要性和特殊意义——这是美国两党共识。
文章的核心观点十分明确：美国长期以来赖以维持全球霸权的空中优势正在逐渐削弱，而中国则正在快速推进军事航空现代化，尤其是在第六代战斗机、隐身技术、无人化作战以及远程打击体系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对此，文章认为如果美国不能尽快改革自身军工体系、扩大国防工业产能并加速新一代空军建设，美国未来在印太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都可能失去制空权。
这篇文章的写作背景并不复杂，近年来，美国军方与智库越来越多地讨论一个问题：如果未来发生高强度冲突，美军是否还能像过去几十年那样拥有压倒性的空中优势?而在笔者此前多次发表的文章中，大家能发现，无论美军现役将领，还是智库学者，都对此表示“悲观”。只不过这次表达“悲观”的人是美国顶层政治人物。
冷战结束后，美国空军长期处于绝对领先地位，无论是F-22、F-35这样的隐身战机，还是全球预警体系、空中加油网络、卫星侦察能力，都让美国形成了一套几乎无可匹敌的空战体系。然而现在，文章承认，美国的上述优势正在消失，叹称中国“追上来了”。
文章首先声称，解放军正在建立一支具备全球竞争能力的现代化空军体系。文章特别提到，中国近年来在航空工业上的发展速度远超美国预期。从歼-20的大规模列装，到新型第五代隐身舰载机的发展，再到下一代战斗机项目，中国已经逐渐具备独立研发高端航空装备的能力。
文章认为，过去美国长期“低估”了中国工业体系的组织效率与国家动员能力，而现在这种低估正在转化为现实压力。
文章尤其强调了“第六代战机”这一概念。在他们看来，第六代战斗机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新飞机，更是一整套融合人工智能、无人协同作战、超远程感知与电子战能力的未来作战平台。文章认为中国正在“按计划建造首批第六代隐形战斗机”，并暗示中国在这一领域的发展速度可能比美国更快。
原文称，“中国的歼-36和歼-50于2024年首次飞行，而美国的F-47预计要到2028年才会飞行，且要到2030年代中期才会投入作战服役......中国在飞机生产方面正超越美国。”
其反复强调一个观点：美国已经不能再像过去那样默认自己在航空技术上永远领先。
在文章的叙述中，美国军工体系则呈现出一种明显的“迟缓化”状态。原作者批评美国国防采购流程复杂、预算浪费严重、项目周期过长。F-35项目成为文章多次提及的典型案例。这个原本被设计为美国未来几十年（初期预计2070年退役，现预估2100年退役）主力战机的项目却伴随着成本失控、维护困难和交付延迟而饱受批评。
文章感叹，冷战时期美国能够迅速推出新装备，是因为当时拥有庞大的工业基础和高效的国家动员机制，而今天的美国则陷入了“官僚主义、供应链脆弱和政治内耗”。
文章特别强调，美国军工生产能力已经难以满足未来高强度战争需求。如果未来在印太地区爆发大规模冲突，美国现有导弹、飞机以及关键零部件的库存可能在短时间内迅速消耗，而美国当前工业体系的补充速度远远不够。
相比之下，中国凭借完整制造业体系和高度集中的工业能力，在长期消耗战中可能具备更大优势。文章实际上是在借“空中优势”这一话题，进一步讨论中美工业能力差距的问题。
与此同时，原作者把问题进一步上升到美国全球战略层面。他们认为，美国空中优势并不仅仅意味着空军强大，更意味着美国整个全球军事体系的稳定性。
美国过去能够在中东、欧洲以及亚太地区同时维持军事存在，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拥有绝对制空权。一旦这种优势被削弱，美国的全球威慑能力也会受到影响。
因此，文章呼吁美国政府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包括扩大军工投资、提高军工企业产能、加快第六代战机研发，以及“减少国防采购中的官僚流程”。
从文章整体结构来看，它其实延续了近年来美国战略界一种越来越明显的叙事逻辑，即把中国塑造成“正在迅速逼近美国的战略竞争者”，并通过强调危机感推动美国国内进行军事和工业动员。
这种写法在美国媒体和智库中已经非常常见。尤其是在涉及半导体、人工智能、航天（如登月）以及军工等领域时，美国舆论往往会使用一种“优势正在丧失”的表达方式，以此推动政策转向。
过去十几年，中国航空工业确实经历了非常明显的跨越式进步。尤其是在隐身战机、无人机、导弹技术以及舰载航空领域，中国已经从“技术追赶者”逐渐转变为具备自主创新能力的竞争者。单从装备更新速度来看，中国近年的确展现出很强的工业组织能力。
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军工发展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背后依托的是完整制造业体系。美国许多军事装备生产已经高度金融化、外包化，而中国依然保留着庞大的工业基础。从钢铁、稀土到电子制造，再到精密加工，中国形成了完整供应链。
这种能力在和平时期可能不容易体现优势，但在长期高强度竞争中，却会变得非常关键。
但与此同时，《华尔街日报》这篇文章也存在明显的夸张与战略渲染。文章更多是在制造一种“时间紧迫感”，以便为美国增加国防预算寻找合理性。
这种“危机叙事”其实是美国政治中的传统手法。冷战时期，美国舆论曾多次炒作“苏联导弹差距”“苏联太空领先”等概念，通过强调外部威胁推动军费扩张。
如今面对中国，美国战略界实际上正在复制类似逻辑。因为只有不断强调“中国正在赶超”，美国国内才更容易形成共识，支持庞大的国防开支和产业政策调整。
文章对美国军工体系的批评则具有一定现实意义。近年来，美国国防工业确实暴露出很多问题。无论前面提到的F-35项目，还是去年下马的“星座级护卫舰”项目，都能反应美国制造业空心化的现状。
事实上，美国如今面临的根本问题，并不只是单一军事技术是否领先，而是整个国家工业体系是否还能支撑长期战略竞争。
冷战时期，美国拥有全球最完整工业体系，同时拥有庞大工程师群体和产业工人基础。而今天，美国经济更偏向金融和服务业，高端制造虽然仍然强大，但整体工业能力已经无法与二战或冷战时期相比。文章虽然主要讨论空军问题，但真正焦虑的其实是美国整体国力结构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文章虽然强调“中国挑战”，但它实际上也反映了美国内部越来越强烈的不安全感。
过去几十年，美国始终习惯于“绝对领先”的位置，因此任何差距缩小都会被视为巨大危机。而中国的发展速度，恰恰打破了美国长期以来的心理惯性。对于美国战略界来说，真正令人担忧的或许不是中国某一种具体武器，而是中国整体工业、科技与组织能力的持续提升。
然而，中美之间与美苏冷战并不完全相同。冷战时期，美苏经济联系极弱，而今天中美却深度经济绑定。中国既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也是全球制造业核心国家。美国一方面强调威胁，另一方面又无法真正与中国经济脱钩。这种复杂关系决定了中美竞争不可能简单复制冷战模式。
因此，这篇文章真正值得关注的，并不是它对中国军力的描述是否完全准确，而是它反映出的美国战略心态变化。过去美国更多强调“绝对自信”，而如今则越来越频繁地讨论“优势是否还能维持”。这种心理变化本身，可能比具体武器发展更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