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4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正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与澳总理阿尔巴尼斯举行会谈,双方签署了经济安全保障合作联合宣言。高市随后向媒体表示,日澳关系进入了“准同盟”阶段。
然而,就在高市早苗还没踏上回国航班的时候,数千公里外的东京,日本自民党前干事长古贺诚在同一档电视节目中公开发出警告:“战争即将到来,我感到了恐惧。”
一位执政党前干事长,在首相出访期间公开说出这样的话,在正常的政治环境里极为罕见。高市在海外签协议、拉盟友、谈合作,国内却在担忧可能被卷入战争。这背后的同频共振出自同一个原因:日本的安全政策正在让很多日本人感到不安,而这种不安正在本土的舆论场上迅速蔓延。
古贺诚的原话并不激昂,甚至带着几分哀愁:“我的人生,就是守护宪法第九条。我剩下的人生已经不多了,也没有什么力量可言,但我想作为一个讲述者,继续讲述守护宪法第九条的重要性,直到生命的最后,并以此来结束我的人生。”
古贺诚在节目中提出了一个问题:“所谓强大的国家,究竟以什么为标准?备足武力、在战场上不输,就是强国吗?还是说,被世界各国信赖、尊重,拥有为自己出生之地感到骄傲的国民,这才是强国的标准?”
他在一个右翼势力全面执政、保守派占据权力中枢的时代发出这番声音,更像是在给自己和老一代和平派收一个结尾。但这番话之所以引发舆论震动,恰恰是因为它直击了一个关键问题:一个被世界各国信赖和尊重的日本,和一个武装到牙齿、随时准备介入外部冲突的日本,是否还能兼得?
5月4日的堪培拉,日本签下了什么?
把镜头拉回到堪培拉国会大厦。5月4日当天,澳方以19响礼炮迎接高市早苗到访。两国领导人举行了一个多小时的会谈,随后发表了《经济安全保障合作联合宣言》。宣言内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向上。
第一稀土与关键矿产供应链锁定,双方投入超过16.7亿澳元,与澳大利亚莱纳斯公司续签长期供应合同,约定直至2038年,澳大利亚每年为日本稳定供应7200吨稀土,其中5000吨钕镨设定了每公斤110美元的最低价格保障机制。稀土是高端制造与军工生产的基础性材料。此次合作相当于为日本锁定了30%的稀土需求。
这背后有一个更敏感的细节:那笔16.7亿澳元投入后锁定的稀土,会在日本用于制造什么?外界的答案指向军工用途。但高市在记者会上选择了一个更模糊的说法:“在日益严峻和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日本和澳洲愿为维护地区稳定发挥引领作用。”
第二网络安全升至战略伙伴层级,双方明确将创建“战略性网络伙伴关系”合作框架,计划在政府系统防护、关键基础设施安全、应对网络威胁等方面深化协作,并利用人工智能识别威胁。网络安全合作背后,是日本试图对接“五眼联盟”情报共享体系的需求。澳大利亚本就是“五眼联盟”成员国。高市早苗此前已提出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构想,而借助与澳大利亚的情报共享,日本能在更短时间内提高自身的战略信息收集分析能力。
第三防务产业实质性捆绑,按照协议,双方将基于海上自卫队最新“最上”级护卫舰性能提升型,为澳海军共同开发新型舰船,深化防卫产业间合作。这并非全新的协议。早在4月18日,日澳已经签署了价值70亿美元(约合108亿澳元)的军舰供应协议,日本三菱重工将于2029年起向澳大利亚交付3艘“最上”级护卫舰,其余8艘在澳本土建造。这标志着日本自2014年解除武器出口禁令以来最具战略影响力的军售项目。
高市早苗在联合记者会上,将日澳关系称为“推进前沿性安保合作的志同道合国家协作的领跑者,可以说是‘准同盟’”,并透露将考虑强化基于日美澳印“四边机制”(Quad)的协作。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资源上锁供应,安全上建连接,防务上搞捆绑。
一个“准同盟”意味着什么?
有评论指出,日本决定向澳大利亚提供军舰,这被称为“准同盟”的安排,实际上是一个防御体系,旨在整个印太地区制衡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力量。
日澳选定的六个优先投资和生产项目中,包括核心稀土元素和用作LED及半导体基板原材料的镓。这些都是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的领域。日澳此举旨在重构关键战略物资的供应链,降低对单一国家的依赖。
能源方面,澳大利亚占日本进口液化天然气约40%、进口煤炭约70%。通过此次合作锁定能源和资源大国的长期供应,日本试图在“后方”建立抗压体系,即便出现最极端的事态——无论是因为台海冲突还是其他地缘危机——也能保持军工生产线及社会日常运转不瘫痪。
防务方面,“最上”级护卫舰具备反潜、反舰及防空作战能力,澳大利亚计划将其部署于关键海上贸易航道以及印度洋和太平洋北部海域。这意味着日本制造的军舰将出现在多条关键海上通道。而日本还将加强与澳大利亚在彼此领土上“测试新设备、先进武器和新兴技术”的安排,防务关系深度远超一般意义上的合作。
还值得注意的是,日澳此次合作并非孤立操作。高市此访之前已访问了越南。在日本外交话语中,“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框架正从原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构想的抽象理念,被逐步填充为覆盖能源、贸易、关键矿产、防务装备的具体合作内容。
高市早苗在澳记者会上说了这样一句话:“今天,我与安东尼就包括中国、东南亚、太平洋岛国,以及朝鲜核导问题和绑架问题在内的印太局势,以及包括伊朗在内的中东问题进行了战略讨论。”把中国放在第一项位置,与其他方向并列提出,这种排序选择本身值得注意。
日本国内为什么开始担忧战争了?
外界看到的是“准同盟”。但当这套逻辑完整灌入日本国内舆论场时,看到的效果完全不同。
回到古贺诚发出警告的那档节目——他登台的时间点恰好是在高市早苗出发访澳之际,也是日本政府启动修订“安保三文件”之后的第六天。4月27日,日本政府召开首次安保三文件修订专家会议,名义上是调整防务框架,实质上是新增应对长期冲突、新型作战等内容,为未来更主动的军事行动留足空间。
而就在高市早苗出访前几天,日本政府4月21日已经正式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原则上允许对外出口杀伤性武器。
这组政策调整放在一起,传递的是一条清晰的方向线:
其一,对外不再只是被动防御,而是可以主动输出杀伤性武器。日本可以利用军事装备出口增强在目标国家的影响力。
其二,对内军费连年增长。2026年度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4644亿元),连续第14年增长,占GDP比重突破2%。
其三,日本海上自卫队“雷”号驱逐舰于4月中旬穿越台湾海峡。
其四,日本西南诸岛的军事部署明显加强。在与那国岛、石垣岛等地,最新型装备不断投入部署,火箭弹和导弹射程不断延长。
有评论指出,“专守防卫”原则正在被逐步瓦解。用通俗的说法就是:一个把自己全副武装到牙齿、可以对外输出武器、军舰穿行敏感海域、导弹射程覆盖越来越远的国家,说自己仍然只做“专守防卫”,听到这番话的人信不信另说——关键是,日本自己有多少人还信?
古贺诚显然不信。《琉球新报》的社论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该报5月3日的社论指出,对于战争行为的反省是日本宪法的出发点,规定“放弃战争”的宪法第九条则是具体的体现。修宪可以说就是要把日本打造成一个可以发动战争的国家。
多个在野党在国会上呼吁守护宪法第九条。日本共产党表示,若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九条,“最后的约束”将被打破,日本将发生重大转变,走向战争国家。
这些担心并非毫无根据。日本走再军事化路线,对外姿态越强硬,周边国家的安全焦虑就越强烈。搞军备竞赛本身就是在制造敌对链条,而不是消除敌对关系。日本离战争越来越近,不是因为他们自己会不会先动手,而是大量姿态调整和军事扩张动作必然招致对手的同等反应,一旦出现误判或擦枪走火,和平手段很难在第一时间奏效。
结语
高市还在澳大利亚签协议的时候,古贺诚已经在电视里说战争正在逼近,并用“感到恐惧”来收尾。这两件事相隔数千公里却发生在同一天,恐怕不是单纯的巧合。
资源供应链、网络安全伙伴、准同盟军事合作,高市早苗构建的是一个对外扩张影响力的完整支撑体系。日本正在把自己嵌进西方阵营印太遏华战略的框架中,正在把国家安全政策体系从防御框架变成进攻框架。但古贺诚的警告戳破了一层窗户纸——战争未必是日本主动打响的,当日本把自己武装到牙齿的同时,这条绳子也正在把自己绑上一场未必由日本引发、但日本一定会卷进去的危机。
《琉球新报》那句“修宪可以说就是要把日本打造成一个可以发动战争的国家”说得太直白了。如果日本真的修宪成功,彻底抛弃1947年生效的宪法第九条“放弃战争”原则,那这个世界发生战争的理由清单上,就会多一个大国的名字。
我们正站在战与和的岔路口徘徊,而日本正在用推土机的方式,把和平宪法一块一块拆掉。古贺诚那一代人守护了一辈子的东西,正在被新一代的政治家当作“过时的障碍”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但这堆垃圾里埋着的,恰恰是日本战后80年的和平根基。当根基被掏空,战争还会远吗?高市早苗的“准同盟”盛宴,终究要为这份账单买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