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1月27日,四川资州那个阴冷的夜晚,一位曾经权倾朝野的满洲大员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托忒克·端方,这位被时人誉为“有学有术”的清末能臣,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会以如此惨烈的方式告别这个世界。
说起来有点讽刺,这位曾经出洋考察宪政、创办新式学堂的“开明派”,最后竟死在了一群他亲自率领入川的新军士兵手里。端方属于典型的“学霸型官员”。1861年出生,正白旗出身,22岁中举,一路从工部员外郎干到直隶总督,相当于三十多岁就当上了省委书记。他办过南洋劝业会(相当于清末的世博会),奏请废除科举,还出访欧美十国考察宪政,写下了《欧美政治要义》这样的改革指南。在晚清那群老古董里,端方算是个难得的“海归派”思想者,是满清体制内不多的“改革先锋”。
但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于,往往越是想要改革的人,最后反而被改革的浪潮吞没。
1911年5月,清廷任命端方为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这个差事现在看来就是个“坑”。当时清廷推行铁路国有政策,说白了就是要从民间资本手里把铁路收归国有,这种不带一点掩饰的明抢很快激起民愤,四川保路运动就此爆发,民众集会、罢市、罢课,场面一度失控。
9月7日发生了“成都血案”,四川总督赵尔丰镇压请愿群众,造成流血事件。清廷一看局势hold不住了,赶紧把赵尔丰免职,让端方顶上。9月10日,端方带着湖北新军第八镇第十六协约两千人,从汉口出发入川“平乱”。这一路上,端方走得那叫一个慢,从汉口到资州,两百多公里走了两个多月,11月13日才抵达。
资州那个小县城,成了端方人生的最后一站,他在那里停留了十四天。
在资州,他跟赵尔丰通过电报打嘴架,不可开交,互相指责对方是搅乱四川的罪魁祸首。幕僚向他献计,说,大帅,别管那么多了,保命要紧。您带几个亲兵,和您弟弟一起跑路吧。从资州向北,直奔陕西,远离这个是非之地。他弟弟端锦是留洋日本的铁路专家,这次特地来帮忙督办铁路的。
端方拒绝了,他觉得如果现在跑路,政治生命就算完蛋了,他舍不得这刚刚谋取来的职位。因为,三年前,一贯喜欢标新立异的端方命人爬电线杆子偷拍老佛爷慈禧出殡的场面,被附近巡逻的清兵发现,两名摄影师被抓,隆裕皇太后一气之下,免了他的官。
感谢端方,没他,咱现在不知道老佛爷出殡是个啥场面。
话分两头,武昌起义爆发后,重庆很快也于11月22日成立了蜀军政府。资州这个地方,在重庆和成都之间,端方成了夹肉馅饼,叫苦不迭,心惊胆战。而重庆的蜀军很快就注意到了他,第一个就想要解决这股清政府直辖的势力。
端方在情急之下,经过幕僚提醒,要不咱带兵北上回京复命得了,就说保路情况已经调查清楚,任务完成,剩下都交赵尔丰善后。端方立刻筹措军饷,发给士兵,好北上陕西、山西回北京。但是不巧,手头钱不够,只有两万两白银,军饷发放完需要四万两。
端方让弟弟端锦去给士兵们做工作,新军士兵大多是湖北人,见过世面的,从大汉口过来,什么没吃过,什么没见过?赊账就免谈,根本不上当。
很快,士兵们陆续收到了来自成都和重庆、武汉的消息。各个标营的军官们背着端方,开始密谋。前后左右都是革命军,何去何从,到了他们做出选择的时候。
武昌的兄弟们搞得风生水起,黎协统目前已经当了都督,现在赶快往回赶,抓紧时间还能挤上开国元勋的末班车。而此时端方就成了最碍眼的一根刺,而拔掉这根刺不是最好的见面礼吗?思路再打开一点,活着的端方是累赘,但死了的端方可是一个天赐的投名状啊!
1905年,徐锡麟在安庆刺杀了安徽巡抚恩铭,随后被捕。托忒克·端方当年正在任两江总督,为人蛮横傲慢、贪婪凶暴,却颇有政治能力,也善于笼络人心。因此,徐锡麟的的暗杀名单中,端方赫然排在第一位置。
对于徐锡麟的暗杀企图,让端方非常惊恐,咬牙切齿,决定杀一儆百。单单杀人还不够,还要残杀,让所有人都知道敢于暗杀朝廷大员的下场。端方令左右亲兵将徐锡麟残酷处死,砸碎了他的睾丸,还吃了他的心肝。
十月初七日晚(1911年11月27日),当资州的湖北新军士兵冲进端方的卧室时,那些曾执行他命令吃掉徐锡麟心肝的铁杆亲兵都跑得一干二净,只剩下一个仆人随侍在身边,仆人说大人已经睡了,革命士兵不听,将其拖出被窝。
冲进来的士兵是端方亲信第八镇第十六协统领邓承拔和三十一标统曾广大的下属。曾广大曾经犹豫是否要对付他的老上司,他是跟着端方从两江总督府一路过来的亲信,但是革命者骂他,端方对你好是私恩,我们革命是大义!他实际上失去了指挥权。曾广大的下属三十一标第一营督队官陈正藩被推举为总司令,负责包围端方驻地。
关于端方被杀的具体经过,史料记载有些出入,但大体脉络是清晰的。
端方见士兵们来势汹汹,忙问有什么事,士兵们说要军饷。端方说已经预备了十万,士兵们说不够,请他到第十六协司令部天上宫去商议商议。端方和端锦被带到天上宫,士兵们要求他俩并排坐在一条长木凳上。端方知道大祸临头了。他哀告说,我们都是同胞,素极亲爱,若要官饷,自流井的四十万两银子马上可到。今天饶兄弟一命,将来国家定有相当办法。
新军士兵们说,你今天之所以有此遭遇者,是你先辈人种下的祸根,投入旗籍,残杀汉人。这些血债,你是偿还的负责人。
端方随即落了泪,试图自救。他拿出印有“陶方”的名片分发给众人,声称自己的祖先是浙江会稽的汉人,自己本汉人姓陶,投旗才四代,今愿还汉姓何如?
端方说自己的母亲曾经是汉族大臣陶澍的婢女,还被陶澍收入房中。然而后来因为私自怀孕,惹怒了大房被赶走,然后在怀孕期间端方母亲又被满洲贵族桂和相中,随即生下了端方。放平时,要有人敢如此造谣端方的身世,他本人估计会把这人大卸八块。可眼下保命要紧,也顾不上其它了。
然而,这个临场发挥的故事太过荒唐,而且逻辑还不通。陶澍是谁?他是左宗棠的贵人,和林则徐一辈的,他死的时候左宗棠都是毛头小子呢。如果端方真是陶澍的儿子,那么哪怕是作为遗腹子,此时的他也应该是个七十多岁的花白老者。而端方现在看上去不过五十出头。端方生于1861年,到辛亥革命时刚好五十岁,二者相差岂是毫厘。
如此油腻的演技自然无法骗人,士兵们说,来不及了,太晚了。
端方又说,我治军湖北,待兄弟们不薄,此次入川,尤特加厚。
士兵们说,虽然如此,但此乃私恩,今日之事乃国仇。更多的士兵大呼,武昌起义,天下响应,汉族健儿,理应还鄂,效命疆场,是何端方,巧言蒙蔽,使我辈处于附逆地位。今天公仇为重,不杀你端方不是黄帝子孙!
荆州人、三十二标士兵卢保清仓卒间觅得菜刀一把,另有人将端方拖到院中阶石上,卢持刀向端方猛砍,因有衣领护颈,连砍十余刀,头才落地。端方死前连呼“福田救我”不止(曾广大,字福田)。任永森从排长汤日跻身上抢过指挥刀,杀死端锦。大家将两颗首级,装在木桶内,用煤油泡上,洒上石灰,以便带回湖北。端方兄弟尸身则塞入薄棺,大书“端儿之尸”四字。
1912年1月10日晚7时,这两个油桶被运到武昌,鄂军都督黎元洪下令游街示众。武汉万人空巷,围观这颗曾经显赫一时的头颅。新军开拔回武昌,沿途每路过一个地方,就拿出这二人的首级示众,成为了这些新军入鄂的通行证。端方这位曾经被《申报》评价为“满人翘楚”的候补侍郎、督办川粤汉铁路大臣、署理四川总督就这样身首异处,成为清亡之际“名气最大的牺牲者”。
清廷那边,倒是给足了身后哀荣。追赠太子太保,谥号“忠敏”,弟弟端锦谥“忠惠”。但这有什么用呢?人都死了,而且还是身首异处、暴尸郊野的死法。端方的长子端继先后来在外务部担任参事,费尽周折才找回父亲和叔叔的头颅,运回北京安葬。
辛亥革命的大背景下,任何清朝高官都可能成为革命的对象。辛亥年“荼毒”四川的赵尔丰、“屠杀”革命党人的湖广总督瑞澂都没死,反倒是端方这个相对“温和”的官员被杀了。“柿子捡软的捏”,端方可能就成了那个被历史选中的“软柿子”。
端方的死象征着清廷统治的彻底崩溃,让其他清朝官员看到了革命的残酷,即便是端方这样的“开明派”改革者,也难逃被杀的命运。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清朝统治集团的分化,有些人开始考虑“反正”或“中立”,不再死心塌地为清廷卖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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