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日，商务部发布重磅通告，正式激活我国《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剑指美方对中国五家石化巨头实施的单边限制措施。公告明确划出红线：境内所有相关主体一律不得承认、不得执行美方制裁决定，亦不得向美方机构提供任何配合性资料或业务信息。
这五家企业长期与伊朗开展符合国际规则及联合国决议框架下的原油购销合作，却被美方以所谓“违反制裁政策”为由列入实体清单。结果导致其境外银行账户遭冻结、关键设备进口通道中断、多个海外炼化项目被迫暂停运营，直接经济损失已逾数十亿美元。
若放任事态蔓延，不仅行业龙头首当其冲，整个石化产业链的国际化进程都将遭遇系统性风险，能源安全布局亦将承压。
外界普遍未预料到中方反制节奏如此迅疾；更令人意外的是，仅仅四天之后，西班牙便迅速跟进，迈出跨大西洋协同抗压的关键一步。
5月6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亲笔致函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正式提议立即启动欧盟《阻断法令》（Blocking Statute），以法律方式回击美方对国际刑事法院工作人员的非法制裁行动。
西班牙此举绝非一时情绪驱动，而是基于切实利益受损后的战略抉择。2025年2月，特朗普政府签署第14128号行政命令，授权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OFAC）对参与调查美军在阿富汗、伊拉克等地涉嫌战争罪行的国际刑事法院法官、检察官实施全面金融封锁，并限制其直系亲属赴美签证权限。
连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特别报告员——因公开披露美方关塔那摩监狱酷刑实情而发声的独立专家——也被纳入制裁名单，其个人银行账户被冻结、学术交流活动受阻。
此类操作严重侵蚀国际司法中立原则，更直接冲击西班牙等欧盟成员国的核心关切：作为《罗马规约》缔约国，西班牙国内多家律所、咨询公司及技术服务商此前均与国际刑事法院保持常态化协作，如今迫于美方压力纷纷中止合同，造成可观营收损失与人才流失。
短短四日内，亚洲与欧洲两大经济体以同一套法治逻辑强势回应美方单边施压，迅速成为全球舆论焦点。公众纷纷追问：“阻断法令”究竟为何物？为何中西两国几乎同步选择这一路径展开博弈？
事实上，该机制并非应急式立法产物，而是历经多年实践检验、高度成熟的反制工具箱。
欧盟早在1996年即颁布首部《阻断法令》，导火索正是美国《赫尔姆斯-伯顿法》扩大适用范围——该法允许美国公民起诉与古巴有经贸往来的第三国企业。当时大量欧洲跨国公司在拉美投资受损，欧盟随即立法宣告：凡依据美国域外法律作出的裁决或指令，在欧盟境内一律无效。
中国的制度构建更为系统化。2021年1月，《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正式施行；同年6月，《反外国制裁法》高票通过，形成“程序阻断+实体反制+权益救济”三位一体的法律闭环，专为应对美方滥用“长臂管辖”而设，为出海企业提供坚实法律盾牌。
两国接连启用该机制，根本动因在于美方制裁已实质性触碰各自不可退让的战略底线，被动忍耐已无空间。
中方果断出手，源于美方制裁已干扰石化行业正常产销节奏，动摇国家能源供应链韧性基础；其实质是借“合规”之名行遏制之实，意在迟滞中国高端能源装备出海步伐，压缩中国在全球能源治理中的话语权重。
西班牙力推欧盟层面启动法令，则源于美方制裁已突破基本国际法准则——它粗暴干预国际刑事法院依法履职，动摇多边司法体系根基，且已传导至欧盟企业经营层面。在此背景下，援引阻断法令不仅是捍卫本国司法主权的必要之举，更是维系欧盟法律自主性与经济安全的现实需要。
尽管保护对象各有侧重，但两国目标高度趋同：以规则之力守护国家核心利益不受非法干涉。
中国方案聚焦企业一线防护，明确规定：境内企业因拒绝服从美方制裁遭受实际损失的，可依法申请财政补偿；同时严禁向美方提供任何关联数据或业务细节，从源头切断制裁链条延伸可能，切实消除企业后顾之忧。
欧盟法令覆盖维度更广，不仅涵盖受制裁的欧盟注册企业，还将国际刑事法院官员、联合国特别报告员等国际组织人员纳入保障范围；赋予受影响企业向美方索赔权利，倒逼其主动抵制制裁指令；也为被制裁个体提供申诉渠道与法律援助支持，构建起立体化维权网络。
此次联动反制背后，折射出三重深远意涵。
第一重意义在于发出清晰信号：单边制裁并非不可撼动的“铁幕”，各国完全有能力依托既有法律体系进行精准反制，彻底扭转“美方发令、全球照办”的旧有惯性认知，彰显捍卫国家主权与经济自主的坚定意志。
第二重意义指向秩序重建：美方长期将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条约之上，持续削弱多边合作信任基础。中西两国以法治手段介入纠偏，既重申《联合国宪章》与国际法基本原则的至高地位，也激励更多受制裁国家组建联合防御阵线，加速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更加公平包容的方向演进。
第三重意义体现为范式输出：中国“一事一策、靶向护企”的精细化阻断模式，与欧盟依托区域一体化机制开展集体防御的协同思路，共同构成两种可复制、可推广的反制裁实践样本，为缺乏制度储备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极具操作性的制度参考。
然而，在积极态势之下，结构性隐忧同样不容忽视。其中最突出的挑战来自欧盟内部共识缺失，使西班牙主导的法令推进面临高度不确定性。
匈牙利已于2024年底正式退出《罗马规约》，大概率将在欧盟内部否决启动动议；波兰、捷克等中东欧国家长期奉行亲美外交路线，预计将以“审慎评估”为由采取观望立场。
更具现实约束力的是经济依存关系：欧洲多数跨国企业深度嵌入美元清算体系，且高度依赖美国消费市场与融资渠道。即便法令生效，不少企业仍可能选择“表面合规、私下顺从”，导致法律效力大幅缩水。
历史已有前鉴——2018年欧盟曾修订阻断法令以应对美方重启对伊制裁，最终超七成欧洲企业主动撤出伊朗市场，法令实际执行效果几近归零。
此外，美方潜在反制风险亟需警惕。一旦欧盟正式启动法令，特朗普政府极有可能升级制裁层级，将矛头转向欧盟关键产业领域，如航空航天、半导体设备或数字服务，此举或将加剧欧盟成员国间政策分歧，进一步削弱法令落地执行力。
中方虽具备更强政策执行力与制度响应速度，但也需面对美方针对性加码的压力测试。如何在有效阻断制裁传导的同时，维持中国企业海外项目可持续运营能力，仍是摆在决策层面前的重大课题。
四天之内两次高规格法治反制，掀起一场波及全球的制度博弈浪潮。它既标志着美方单边制裁霸权正遭遇越来越多主权国家的理性抵制，也暴露出当前全球反制裁协作机制尚存碎片化、执行力弱、协同度低等深层短板。
欧盟能否弥合内部分歧、实现法令真正落地？中西两国反制行动能否形成持续性示范效应？这场围绕规则制定权的较量，终将深刻塑造未来十年国际经贸与法治秩序的基本格局——而答案，仍在书写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