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定为上将仍坚持要求离休，拒绝新职务安排，秦基伟请求杨尚昆亲自出面劝说他！
1955年9月27日，北京怀仁堂灯火通明，首次军衔授予仪式庄重展开。“国防部副部长——中将廖汉生”这一排字刚一出现，就让不少与会者抬头相觑：军衔是中将，待遇却比肩上将，似乎不合常规，却又无人质疑他的资格。
那份信任的砝码，并非凭空而来。再往前推二十年，湘赣边的稻田上硝烟弥漫。1932年，19岁的廖汉生投身红二方面军，从供给部抄写员起步。物资短缺，子弹常要在战场上“拾”回来，他跟着部队一路西征。长征途中，贺炳炎看中他的笔头与胆识，把他调进参谋部。深夜油灯下，小伙子趴在地形图上画等高线，汗水和墨迹常常混成一片。
雪山草地最难熬。部队断炊，他用仅剩的豆饼裹雪吞下，一手提枪一手拎弹药箱，硬是把落队伤员带出了死亡线。到达陕北后，贺龙一句“你留下”，他便成了二方面军机关里的多面手：写命令，做动员，打急袭。抗战八年，他在太行山腹地组织夜袭滹沱河桥，又为新兵设计冬训科目，政工、战术、后勤一肩挑。
解放战争临近尾声，二方面军兵力并不占优，却能拼到最后一刻。廖汉生把补给路线划得像算盘珠子，一颗也不敢错位。北平和平解放时，他不过36岁，却已成军区里的“万能钥匙”。
新中国建立后，军队要正规化。军衔制度一推开，红二系统拟定上将六人，终因名额压缩，仅余两位，如此才有了“中将廖汉生按上将使用”的安排。队伍里有人打趣：“个子不高，却站在长凳上办公。”实际上，组织更看重他在复杂局面的调度能力。
1958年，他受命掌舵军事学院。学院里“战场经验派”与“理论研究派”争得面红耳赤，他既不拍桌子也不拉偏架，而是让双方列数据、做推演，谁对谁错让事实说话。这套方法后来成为院校教学的范本。七十年代，他又先后调任北京、南京、沈阳三大军区政委，任务棘手的地方总能见到那身被汗水打湿的军装。
1980年代初，国家提倡干部年轻化、知识化。已到古稀的廖汉生在个人意见栏写下八个字：“七十有一，精力有限”，又补一句“力乏担当”。第一次申请离休未果，他顺从调往沈阳，却依旧坚持让位。
1982年初，西山一间砖瓦小院里，秦基伟放下热茶，开门见山地说：“新任命，你还推？”老廖笑了笑，轻轻摇头。军委随后两度商议，想让他回军事学院或进总政治部，他只回应一句：院长刚卸，机关生疏，与其耽误事业，不如给年轻人机会。
杨尚昆听完汇报，点头道：“他心意已定，不必强留，换个战线吧。”翌年春，全国人大主席团名单中出现了廖汉生，他分工国防与侨务组。没有军号嘹亮，只有一把小折尺常伴左右。下乡调研，他蹲在乡镇企业的土墙前量厚度，来到边防公路，亲自拍下碎石松动的角度。十年里，他跑遍21个省区市，留下厚厚一摞报告，字迹端正，批注犀利。
逢“五一”“八一”，他照例给昔日红二老兵写信，叮嘱后辈别因出身而松懈。对权位，他有一句口头禅：“能跑就跑，跑不动就交接。”在人们眼里，那更像部队里的交班口令，简单却管用。
1992年卸任后，他回到家中，不改清晨起床号般的作息。那个冬天，北京飘下大雪，他在院里堆了个戴旧军帽的雪人，拍拍手套对孙辈说：“人会老，骨头别硬，心要活。”2006年10月，94岁的他病逝。自1932年摸到第一支步枪，到走完人生最后一班岗，他始终把“责任”二字置于头衔之上；倘若觉得扛不起，便主动让路，从不拖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