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名日本兵，带着一挺歪把机枪两箱子弹，点名要送游击队长樊金堂|机枪|樊金堂|汉奸|游击队长

1939年深秋，五台山麓已现霜色。就在这片寒意渐浓的山谷里，两名日军士兵扛着一挺歪把机枪、拖着两箱子弹，顶着猎猎寒风往游击队驻地走去。若非路旁老乡瞠目结舌，很难相信这是正在进攻华北的皇军所为。消息传到根据地，战士们半信半疑：这事儿，真真假假？

追溯源头，得从樊金堂说起。1920年，他出生在山西定襄砂村。父亲盼他“金玉满堂”，于是取名“金堂”，却没料到儿子后来在枪火中闯出另一番“满堂彩”。家贫，但父母省吃俭用，八岁送进私塾，随后一路念到县里第二高小，再进定襄中学。书念得多，拳脚同样硬。村里老人回忆，他十几岁时就敢赤手空拳擒住夜闯粮仓的悍匪，胆魄由此可见。

1936年底，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成立，阎锡山挂名会长。组织需要青年，热血方可救亡。樊金堂听闻此事，拍案而起：书可缓读，抗日不能等。于是，他离开校园，混迹同盟会，跑交通、递情报，常常夜里出门天亮才归。父母见状，只叮嘱一句：“记得给家里留信，别让我们惦记。”

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沿同蒲线挥师南下，忻口成为焦点。定襄县政府撤走，百姓惶惶。八路军干部舒同带队北移，樊金堂扯下一截布，写下“樊金堂走了”五字，压在父亲常用的油灯下，这才随队离开。这一举动后来被乡亲口口相传，成了孩子们的勇气范本。

1937年冬，他在东冶镇参加地委培训，初次接触党的地下工作。肩头任务越来越重，他却越干越带劲。次年，日军加紧“蚕食”，他带群众武装投奔120师，可那里兵源已满，聂荣臻电令“调回五台，单干也要干起来”。于是，年仅18岁的他，被推上定襄抗日自卫队大队长的位置。定襄，晋察冀边区的北门，粮道、邮路全系于此，防线哪能有半点闪失。

青年指挥员的打法简单粗暴：不怕硬仗，专挑难啃的骨头。1940年夏，日军四千人合围五台，他化妆成山民混入敌群，一边打探“扫荡”日期，一边挑机会下手。一次午饭时，敌排长闯进村，刚推门就被大碗扣脸，接着整个人被摁倒。樊金堂顺手夺枪，拽着俘虏退到门外，火力全开。敌人忙乱中被杀了个措手不及，等回过神，他的人马已钻进山崖，带走情报。此战之后，“年轻的樊疯子”声名远播，日本兵夜里听到风声，都疑心他在附近。

打得凶，做人却极讲分寸。一次抓捕汉奸曲禄祥，没抓到正主，却遇见被绑的日本女子。女子惶恐不已，樊金堂认定她无辜，干脆带回根据地，后来这人加入日本反战同盟。消息传到曲禄祥耳中，他恨得牙痒，勾结日军烧了樊家老屋，想绑老母做人质。幸好乡亲掩护，老人躲过一劫。房是烧没了，人却没事，樊金堂淡淡一句：“房子还能盖，汉奸必须抓。”

就在此后不久，五台一支日军联队长写信前来：“敬仰樊队长，愿晤面以商”。措辞谦恭，连日语敬体都用得恰到好处。樊金堂提笔回三字：“愿奉教”。他没当回事，只当对方虚与委蛇。约定那天，联队长与翻译只带短枪走进山寨。警戒兵请示：“要不要解决？”樊金堂挥手：“客人，别失了礼数。”于是炊事员翻出存粮，炒鸡蛋、炒豆腐、炒豆角干，一桌子黄绿白三色，说不上丰盛，却热气腾腾。联队长吃得狼吞虎咽，似乎久未尝家常味。

席间，两人聊风土、聊书法，唯独不论战事。散席时，联队长自称“深受款待，必有回报”。樊金堂半玩笑：“那就送一挺歪把子机枪，两箱子弹吧。”对方沉吟片刻，点头而去。席散山凉，大家都当酒席玩笑，一笑了之。

三日后，山口哨兵来报：“白旗一面，两名日兵求见。”樊金堂令“先让进来”。果不其然，那两人扛枪背箱而来，放下军火后低声道：“队长吩咐，我们算逃兵，再回去就死路一条。”樊金堂思索片刻，决定把人交军区处理，枪械留下补充前线。就这样，一挺歪把机枪两箱子弹，真的落在我军手中。山里战士看着刚擦得锃亮的枪，嘀咕半天，才相信对面那位联队长没违背承诺。

有人好奇：日本军官为何屈尊示好？原因不外乎三条。其一，樊金堂敢抢、敢打、敢劫粮，联队长想笼络换安宁；其二，歪把机枪虽好，却谈不上王牌，损失一挺不伤骨；其三，难免存在侥幸心理——若能换个情报渠道也值。当时的华北战局，日军兵力已被分散牵制，孤军作战的联队长或许想留条后路。不得不说，人心就在这等细节里见真章。

歪把机枪用上前线后立了功。1940年底的一次夜伏，游击队用它封锁山道，半个小时压制敌火，打崩了一个小队的冲锋。枪声停歇，寒风掠过山谷，战士们才意识到：这把“送上门”的家伙，救了自己兄弟的命。